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的个体因素分析——以南京市进城农民工为实证

个体因素日益明显地影响农民工回流意愿。本文以2009年南京市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有序的probit模型,对决定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各个人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培训和城市生活感受起着明显的作用。因此,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培训技能,同时健全劳动力统一转移制度,稳步积累农民工城市工作和生活经验,可以增加农民工获得非农工作的机会和非农工作的稳定性,提高其转移就业后的收入。     

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流动后果研究——对沈阳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是中国现存的普遍现象,本研究以农民工城市间流动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内容,并对多次流动的后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家乡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时间,以及外出前拥有的技能,非东北地区的农民工流动性高于东北三省的农民工。从农民工多次流动的后果来看,经过流动,职业声望上升非常小;从收入变动来看,流动多次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上升,但多次流动却能使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农民工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选择大城市的比例上升;多次流动也带来农民工对技能的积累。     

人力资本不决定农民工的非农收入吗？---基于合肥市的调查

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部分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民工的非农收入没有影响甚至是负影响,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不一致。通过对安徽省合肥市农民工市场的调查分析得出：培训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异于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当前农民工培训质量不高,培训没有使农民工掌握一门真正技能所致;健康变量对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不同于人力资本理论是因为在抽样中存在选择性偏差所致。文章在不掌握全体样本信息的条件下,使用截面回归模型和相关统计方法对上述推论进行了验证,结果支持上述推论。     

建筑业农民工健康状况及保护因素研究

采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MHS)、婚姻调适量表(MAT)和社会支持量表(SSRS)对446名建筑业农民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建筑业农民工的社会健康较差,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婚姻调适处于良好状态;(2)文化程度与月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社会健康就越好;(3)农民工健康状况与婚姻调适、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不同婚姻调适水平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差异显著;(4)文化程度、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婚姻调适对总体健康有正向预测效应;(5)婚姻调适通过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产生间接预测效应,文化程度对社会健康具有直接预测效应,还通过社会支持产生间接预测效应,社会支持在文化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6)受教育状况、婚姻调适状况、社会支持等都是建筑业农民工健康的保护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基于系统基模的分析

基于江西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调查的信息,采用系统基模方法深入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自身或家庭因素、外部宏观环境、具体微观环境三大因素。个人自身或家庭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原来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呈"U型"关系,受教育与掌握技能程度、个人与家族的人脉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积极影响;外部宏观环境因素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和生活成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推进作用,但融资困难与创办企业困难又会阻碍农民工返乡创业;具体微观环境因素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公正待遇、家乡的发展环境改善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农民收入来源的模型分析与研究

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受影响两个因素,阐述了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紧迫性,以及国家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等问题。     

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1986~2010年）

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工资变化的宏观因素,发现中低层管理人员与规模较大企业的工资优势随时间段靠近而减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逐年增加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水平的逐年缓慢增加,均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却降低了管理人员、在私企、外资或合资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收入回报,缩小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工资差异。认为对农民工工资的研究中,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均比较稳定,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农民工工资的变化,将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宏观层次解释变量的作用。     

广东农村民间花文化心理与花卉市场和花卉产业发展关系的调查研究——基于被调查对象学历和收入的分析

将调查数据以学历、收入等特征进行匹配分析,发现学历层次较低的被调查对象更多源于农业生产中对花卉物候特征、栽培技艺的实际感受而喜欢某种花卉,学历层次越高越容易接受各种花文化。不同学历层次的被调查对象对花卉所蕴含的非物质层面的花文化认可态度不同,偏爱花卉蕴含逆境抗争等风骨品性的象征意义,大致呈现由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递减的趋势,而偏爱花卉呈祥献瑞等象征意义的情况却相反。学历与收入层次高低大致决定花卉购买数量抑或金额的多寡。鉴于此,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尊重农村民间花文化的价值,对其挖掘研究和有针对性的宣传,有利于更好地满足花卉市场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有利于为广东花卉产业进一步发展添加持续的不可替代的文化动力。     

涉农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对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利用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整体和行业两个角度对200家涉农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并利用Tobit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涉农上市公司的综合效率处于非DEA有效状态,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较低,食品制造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种业水平最低。企业的创新资源配置存在一定不合理。研究还发现,涉农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效率呈显著倒U型相关,与股权结构、企业家学历、盈利能力和政府补助呈显著正相关。与企业家性别、企业家年龄、企业家技术背景,企业的运营能力、偿债能力和国际化经营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网络融合、技术进步与电信业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31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立足网络融合深化发展的现实背景,首先引入Herfindahl指数衡量中国电信业网络融合程度,然后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我国电信业的全要素生产力及其分解值变化情况,并通过构建多元面板回归模型,对网络融合、政府规制及其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中国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明显的增长,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在影响因素方面,网络融合和行业重组改革对中国电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价格上限规制政策则产生了明显的负面作用。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市场规模、电信业重要程度等宏观经济因素也从不同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农户甘蔗种植机械化的因素解析：诱因及交互效应

甘蔗是中国食糖的主要原料,近10年甘蔗糖占全国食糖产量的90%以上。我国甘蔗种植机械化率约为6%,较低的种植机械化水平直接影响到甘蔗产业的综合效益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本文利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影响农户采用机械种植甘蔗的因素,并着重分析土地因素及其交互项的作用。研究发现,总体土地质量、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农机培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是否加入农机合作社、甘蔗专业化程度、甘蔗收入比重、是否平原、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地区哑变量对种植机械选择概率具有显著作用;同时是否租入土地、新植面积地块质量和农业劳动力人均新植面积具有正向作用;总体土地质量与某些因素具有交互效应,而土地因素之间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合作社+农户”模式真的能提高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吗——来自河北、新疆两省区387户梨农的证据

该文利用河北和新疆两省(区)梨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合作社+农户"和市场交易两种产业组织模式下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影响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平均生产技术效率为59.08%,技术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加入"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农户获取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效率。在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损失的因素时发现,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梨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是否参加合作社、种植面积和是否参加技术培训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     

建筑事故成因及构成要件探析

建筑事故的发生,既有技术层面上的原因,也有管理层面上的问题,构成建筑事故应具备四个条件: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通过对建筑事故成因及构成要件的分析与研究,为我们对建筑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提供一个前提条件。     

福建省服务业空间差异性研究

计算福建省67个空间单元的服务业区位商、非均衡和极化水平,描述各地区服务业发展基本情况和空间差异性特征。对2000—2009年福建省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服务业空间依赖关系确实存在,服务业空间集聚显著,但是这种空间差异性逐渐减弱。建立福建省服务业空间误差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增加值滞后项、城市化水平、农民纯收入以及服务业空间误差项是福建省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主要解释变量。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效率分析

运用2001—2014年2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使用DEA模型中的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综合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更多依靠规模和数量取胜,而非产业发展质量; 近几年来辽宁省的要素使用效率有一定的提升,对劳动投入的利用水平低于资金投入;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技术效率的变动起的作用相对较小,但近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则主要是由技术效率变动的下降引起的,而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引起的。     

湖南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以湖南省14个地级市和自治州为研究对象,选取人均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地方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个指标,采用熵权法,通过构建区域经济子系统有序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2005～2017年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序度和协同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子系统的有序度随着时间的递增呈上升的态势,区域经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总变化趋势也是随着时间的递增而增强,但仍有波动。因而需要紧抓影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加快经济区内交通线路的建设,完善地方法规,加强经济协作,以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