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FDI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刚刚起步,国内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为了进一步衡量省级层面的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包含滞后效应的行业间溢出效应模型,对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做出了行业间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通过后向关联显著提高了山东省内资供应商的产出水平,即存在明显的后向溢出效应,但是通过前向关联的技术溢出则表现出不明显的正向影响.     

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34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行业间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FDI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溢出效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FDI总体上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到国有企业,这种溢出效应却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说明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面溢出效应主要被其中的私营企业所吸收,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带来的好处。     

FDI对内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及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1999~2007年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和增长方式的影响,重点探讨了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FDI能与各地区的贸易、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对内资工业部门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内资工业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产出增长的方式在全国及西部地区属于粗放式增长,在东部地区属于集约式增长,中部地区的增长方式不确定。     

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安徽制造业各子行业内产生了正面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行业中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与外资企业的类型对外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大,在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较大的行业以及外资企业外向型程度较低的行业,外资对行业中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所有制差异、FDI与技术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基于system GMM估计方法,从所有制差异角度分析了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某些领域,FDI对国有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进一步分析表明,FDI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通过其与R&D交叉项得到了增强,这意味着非国有企业有很强的吸收能力,能够成功吸收FDI带来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部分国有企业的吸收能力较弱,没能通过R&D途径有效吸收内含在FDI中的先进技术而促进其技术创新;第三,只有当内资企业对先进技术拥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时,FDI才可能对其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文章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吸收能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增强山西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正效应的策略

FDI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但也能降低内资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和产出率.通过对FDI技术溢出正负效应的对比分析,基于山西FDI发展现状,研究了影响山西FDI技术溢出的因素,并指出应通过改善招商引资政策、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策略,以扩大山西FDI技术溢出正效应,降低其产生的负效应,从而达到实现山西科技进步、提高引资效率和质量、促进山西经济增长的目的.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39个行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39个行业的最新数据研究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第一,国内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使得国内投资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因素。第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说明在很多行业中,FDI并没有带来正的技术溢出,外资主要是利用了中国的市场规模,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或者通过竞争效应挤垮了内资企业。第三、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安徽制造业各子行业内产生了正面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行业中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与外资企业的类型对外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大,在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较大的行业以及外资企业外向型程度较低的行业,外资对行业中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中国制造业吸引FDI的政策设计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因素进行了研究,比较并区分了产业内和产业问溢出效应。对于影响溢出效应的因素,分别从外商直接投资特征和行业特征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产业问,而且不同来源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港澳台的投资和来源于其他国家的投资）、不同投向的投资（投向国有企业的投资和投向集体企业的投资）以及不同动机的投资（出口导向型投资和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产业溢出效应是不同的。研究表明溢出效应容易在内外资企业差距较小的行业中产生,东道国在政策设计时要明确直接投资的各种属性,应针对行业特征设计激励措施。     

开放经济下区域创新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FDI、国际贸易及创新相关数据,运用静态与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从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两方面考察了1998-2009年中国大陆30个省级区域创新的FDI与国际贸易溢出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在空间溢出中,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都有显著正的影响,地理特征中,空间邻接影响更大;社会经济特征中,产业结构相关性影响更大.从总体看,FDI溢出效应为负向显著.国际贸易溢出效应为正向显著.外在环境对创新溢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FDI对北京工业部门技术外溢效应

FDI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积极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吸引和引导FDI的发展一直以来受到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利用中间产品质量提高型内生增长模型及2005—2009年北京工业部门中2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北京整个工业部门以及按技术含量划分的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四个行业的外溢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果由于技术含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中高和中低技术企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技术外溢效应,同时内资企业也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人才流失问题.     

FDI对中国汽车产业内资企业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汽车产业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内资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汽车产业大量外资的进入对内资企业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且主要表现为竞争性的溢出效应,协整回归表明这种正向溢出效应从长期来看更加显著,同时,模型也反映出集聚性溢出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背景下FDI技术溢出效应及其阶段性变化

多数文献认为FDI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具有积极影响,利用现有文献采用的计量模型研究FDI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相同结论,但这些结论都是在计量模型遗漏了"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得出的。在计量模型中对代表"改革"与"开放"的变量控制后,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下降,甚至发生了定性变化,19992003年FDI技术溢出效应由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转变为不显著的负效应,20052007年则从统计上显著的正效应转变为不显著的正效应,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了阶段性变化。上述结论对研究经济转轨国家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FDI对我国内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2000年到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工业的影响,比较研究外资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外溢差异,并从利用外资规模、外资密度、技术差距等方面剖析了其原因。文章指出,外资对我国内资工业的发展和内资工业产业结构的提升均存在积极的影响,但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FDI对我国零售业溢出效应的影响

以我国零售业2005—2011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零售业FDI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的进入确实对我国零售业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其影响力的大小为中部&;gt;东部&;gt;西部;资本密集度对我国零售业产生了较小的负面效应,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影响我国零售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零售企业规模在西部的影响力比在东中部地区更显著。     

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规制研究

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将成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如产生垄断、挤占市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所以,对跨国公司并购行为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规制,尽可能减小或消除其消极作用。     

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评析

最近生效的欧盟《建立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赋予欧盟委员会新的权力,使其可以以安全和公共秩序为由对进入欧盟任一成员国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条例结束了外资安全审查纯属成员国事务的历史,削弱了欧盟成员国的外资批准权。条例生效后,我国在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由国有企业进行的对欧直接投资可能在准入方面受到不利影响。本文采用双向欧洲化的研究视角分析了该制度的“因”与“果”。本文通过主动欧洲化的视角分析指出外资安全审查从成员国层面提升到欧盟层面是德法两国将其国内政策投射到欧盟的结果,其深层原因是这两个欧盟大国因中欧竞争和“16+1合作”而产生了焦虑,力图通过增设欧盟制度来影响其他成员国的外资准入政策。文章通过受动欧洲化的视角指出,条例实施后成员国的外资安全制度会向趋同方向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不确定性与挑战,当欧盟与其成员国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上持不同观点时,挑战会比较尖锐。欧盟与其将经济和发展问题上升为政治风险,不如帮助成员国以发展来化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