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

春秋谷梁学基于《春秋》的原典精神,通过《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注疏》层累地解读了《春秋》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具体形成了倡导民本和贤君的“王道”政治思想,以三纲和忠孝为内核,家国同构但以尊君为“天道”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实录和褒贬惩劝为“书法”的史学思想。由于春秋谷梁学的思想忠实地传达了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旨而成为《春秋》的解人,应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新语》的思想系统与历史地位

陆贾是汉高祖的“政治设计师”,他奉高祖之命而作的《新语》对汉初政治方针由攻转守、由武到文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陆贾的政治设计是从反思秦暴而亡、反对君主多为扰民、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和道家无为之道开始的。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立论，从儒家仁政理想出发，梳理了“圣人之道”的历史流变，提出了“尚贤去佞”“进忠退谗”的政治要求和“俯仰进退，与道为依”的修身要求，将儒家的“道德”天命化为“灾诫”说，成为孔子《春秋》以天统君的“灾异”说到董仲舒“天谴说”之间的重要过渡。     

《左传》灾异预言略论(下)

三、灾异预言的特点东汉王充曾指出《左传》“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o、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序》言“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唐赵匡也说《左传》“浅于公谷，诬谬实繁”，他们对《左传》“怪”、“诬”、“诬谬”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左传》中记载了许多灾异现象，可能也与《左传》灾异预言以下几个特点有关。准确性《左传》作者笔下的灾异预言多数灵验若合符契。无论是星象的异变，还是人世的怪物，所据以作出的预言大多或先或后地得到验证。虽然与《左传》其他预言一样，灾异预言也有本应验的例子，（如襄公二十八年“…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近二十年来《公羊传》与《谷梁传》研究综述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阐述《春秋》的历史事实为主,《公羊传》与《谷梁传》则是以解释《春秋》经文为主。纵观近二十年来有关《春秋》三传的研究成果,《左传》明显盛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二传作为解释《春秋》经义的经典著作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对封建时代的政治、思想、宗法、礼制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兹此,笔者将对近二十年来有关《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研究成果作以总结阐述,以期学界给予二传研究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穀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穀梁传》。因此,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穀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穀梁传》,但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穀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穀梁传》的中心思想。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三国志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考述

《山阳公载记》是已失传的魏晋时期优秀文史作品。裴注所引《山阳公载记》之处,对于《三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所补正。据裴注所引该书资料可知:《山阳公载记》10卷,晋著作郎乐资撰;记事多发生在东汉灵、献二帝时期,内容涉及军事、政治以及历史人物的逸闻,且语言优美。     

元代维吾尔族文学家马祖常的碑志文研究

马祖常是元代著名的维吾尔族文学家,所著《石田文集》中收录有数量可观的碑志文。马祖常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行文效法秦汉散文,颇得风神韵致,其碑志文既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为后人保留下了大量关于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他的碑志文既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也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 ,文、景时期 ,积极进取 ,逼黄老思想退位 ;武、昭、宣时期 ,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 ,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 ;元、成、哀、平时期 ,成为治国主导思想 ;进入东汉以后 ,又让位于《孝经》 ,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 ,文、景、武、昭、宣时期 ,《鲁诗》学盛行 ;元、成、哀、平时期 ,《齐诗》学超乎其上 ;东汉《毛诗》学兴盛 ,《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 ,与政治关系的远近 ,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     

《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略论王恩洋孟子学的佛理阐释

儒学史上,以佛摄儒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两宋开始兴盛。民国年间,王恩洋继承以佛摄儒传统,运用佛学原理解释孔孟等儒家经典。王氏对孟子的阐释,运用百姓化的佛教术语,重新解读了孟子一文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其借用佛学种性说对孟子人性本善的解释尤其令人瞩目。王氏解释成功的原因,缘于其于＂五四＂反传统的语境中成功使用了大众话语,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合乎百姓口味的解读。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乡规民约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但关于成文化的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仍颇有争议,大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北宋时期出现的《吕氏乡约》为最早的乡规民约,也有学者认为东汉已然出现早期的乡规民约,以1974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出土的一枚汉景帝初年的《中舨共侍约》的木牍为文本,在分析西汉乡村农业生产水平和方式的基础上,对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提出新的解读,认为成文化的乡规民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艺术风格论

《振振堂诗稿》的艺术成就,其七言古风大有李太白遗风;七言律诗饱含杜少陵、李商隐余韵;钟云舫的“新乐府”诗焕发出白居易的风采;其“无题”诗与李商隐“无题”一脉承传;钟云舫七言绝句有李白七绝的韵味;七绝“咏史”与杜牧七绝“咏史”神似.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巨擘绝技.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抒情,善用比兴,又远宗“诗骚”,熔《诗经》的写实与《楚辞》的浪漫于一炉.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爱用典故,杂糅先秦两汉散文大师笔法,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钟云舫还不愧为内地“诗界革命”的先驱,为旧体诗的通俗化、白话化、大众化,努力创出一条新路.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