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

[提要]记载西周初年史事的《何尊铭文》和《尚书?周书?梓材》,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历史文献。文中所说的“中国”,并非仅仅指称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还具有指称地理学意义上的京师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意思,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中国”,还没有用来指称华夏和华夏文化的意思,它既不是一个仅仅指称华夏族的种族概念,也不是一个指称华夏文化的文化概念。西周初年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中国”,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有“中国”观念的基础上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实际上,“中国”观念的产生,应该在西周初年以前。一些考古学者根据“中”和“地中”（地之中心）等观念的出现,或认为最早的“中国”出现于陶寺文化时期,或认为出现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认为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等等。文章认为,借助文献对“中国”的追述,将“中国”观念最早出现的时间确定在夏王朝建立时期,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关于创建民族文化学的构想

文化学在西方,在苏联,在中国,都已成“热门”学科。“文化科学”一词,最早是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在1838年提出的,他主张对文化进行专门研究,以建立一门专门的学科。后来,另一位德国学者克莱姆写了一本《普遍文化学》(1854年),英国学者泰勒写了一本《原始文化》(1871年),进一步巩固了文化学的学科地位。泰勒是著名的文化学家,也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此后,人类文化就成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许多西方学者把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合二而一,名称不同,本质一致。现代,文化人类学家又把“文化学”突出出来,     

《尧典》三题

一、篇名《尧典))是《尚书》的首篇。《左传·文公十八年》在引述它的文句时,浑称为《虞书》。《礼记·大学》又称之为《帝典》。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尧典》这一篇名的,是《孟子·万章上》:“《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而据汉初伏生《尚书大传》,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颜回说:“《尧典》可以观美。”那么,《尧典》这一篇名早在孔子编次《尚书》时就已经出现了。《孟子》所引《尧典》之文,实在今《尚书·舜典》之中。清代学者已经考明,     

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与中国《木兰诗》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

中国的木兰故事最早见于北朝民歌《木兰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以宣扬忠孝的名义传播的。美国迪斯尼公司根据中国木兰故事改编的动画片《花木兰》,塑造了一位带有女性主义精神的人物形象,在全球取得票房成功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对“另类”花木兰的质疑和批评。文章从美国动画片《花木兰》入手,重新审视《木兰诗》及日后的主要文本改编,认为中国的木兰故事存在有女性意识。     

苗瑶民间法制研究的新成果——过竹等著《岭南地区苗族、瑶族"乡规民约"与和谐社会建构研究》序

民间文化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资料库,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大方面。目前制度文化尚未受到关注。过竹等同志所著的《岭南地区苗族、瑶族乡规民约与和谐社会建构研究》值得特别关注。这本书对苗瑶民间法制乡规民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这种新调查是用最科学的立体考察方法进行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导下,理论联系实际有许多新的突破。     

略论大汶口墓葬的社会性质——与唐兰同志商榷

一九七七年七月,唐兰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一文,其中提到:“关于大汶口文化,有的同志认为是氏族社会末期,我认为这种提法似乎过于谨慎了,大汶口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他还列举五点理由,来论证“大汶口文化已经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从氏族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我们认为:唐兰同志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对他所提出的理由,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只同意他所说大汶口文化是家长制家庭这一点,但家长制家庭正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家庭形式,正好推翻他所提出“进入了奴隶社会”的主张。     

戴震《小尔雅》“非古小学遗书”说质疑

《小尔雅》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魏时王肃将它收在《孔丛子》中①,明代以前的学者对此书的真实性並不怀疑。可是到清代乾隆年间,戴震却对《小尔雅》的真实性表示异议,认为它“非古小学谴书”。其后,很多学者接受戴氏的影响,把》小尔雅》指为伪书。办了弄清《小尔雅》的真伪,有必要对戴氏之说提出质疑。     

冯梦龙是《金瓶梅》的最早刊行者

《金瓶梅》最早的公开刊行本是《金瓶梅词话》本,该版本东吴弄珠客序所标的作序时间为万历丁已(1617年),可以认为是刊行时间,距今已经三百七十周年了。曾经有人认为有所谓一六一○年的《金瓶梅》版本,许多专家已证实那仅仅是推想或臆测,只有一六一七年的《金瓶梅词话》本才真正是最早的刊行本。刊行《金瓶梅词话》者为谁?此人即明末小说巨子冯梦龙。寻找《金瓶梅》最早刊行者有一条可靠的线索,就是沈德符《野获编》中的有关记述。沈德符是冯梦龙的朋友,他的记述虽则藏头露尾,却真实地披露了冯梦龙是《金瓶     

唯物史观视角下新时代乡规民约的重构路径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剖析乡规民约的特点,明晰乡规民约的现状,对传统乡规民约进行积极的扬弃,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改革内容、完善制定程序,建立与时俱进、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运用新媒介载体创新宣传方式并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的先进社会意识形式,是新时代重构乡规民约的现实路径选择。     

对新版《辞海》"班级授课制"词目的质疑

1999年版《辞海》"班级教学制"词目认为:班级教学制最早出现在16世纪欧洲的一些学校中;中国采用班级教学制,始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的京师同文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大量相关资料可以充分地证明:早在14世纪末,中国明代初期的国子监就已经有了班级教学制。     

论《诗经·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创作时期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     

从《大风歌》看西汉礼乐与文学之关系

汉高祖刘邦从不懂礼乐到重视礼乐 ,主要是因儒生制订礼仪 ,使他明白了礼乐在治国中的作用。《大风歌》成为汉代的宗庙之乐 ,系因尊崇刘邦而起。汉代以《大风歌》为宗庙之乐 ,对汉代文学的走向起着规范作用 ,它所关心的长治久安以“宣汉”的形式出现 ,对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论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至汉代已较为兴盛,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汉代谣谚作品数量多、类别多,时政谣谚、经济谣谚、哲理谣谚皆有。其二,汉代谣谚的艺术表现力强,形式不拘,风格多样。其三,汉代谣谚既可与史互鉴,又可补史不足,既是汉代民众普遍情感的反映,又是汉代多样风俗风情的体现;汉代谣谚奠定了后世谣谚艺术的基础,且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人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皆体现了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敕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论《白纻舞》的发展与唐代《白纻辞》的创作

《白纻舞》约产生于汉代,逐渐由民间巫舞发展为宫廷舞蹈。《白纻舞》在唐代前期亦十分兴盛,但在中晚唐时期则逐渐由无舞的清唱代替。唐人在《白纻辞》的创作中既有对前代的继承亦有开创,许多作品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有的诗篇则寓有较深刻的讽谏意义。     

禄利之途与东汉初期经学新风

东汉初期的经学新风,表现在删繁就简、博览兼通,这种治学方法在两汉之际已经出现,但作为风气,其形成却在此期。形成的原因在于禄利劝学所导致的各学派之间的竞争。新学风的继续发展则超出了捍卫家法的初衷而导向讲求义理、统一经义。偃武修文政策下的经学,不仅表现为浮躁学风,在它之外,沉潜向学的风气也在朝野间滋长。     

《经传释词》语料断限辨正

《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王引之自己说是至西汉。人们一般都沿用此说。我们考察后发现，《经传释词》运用了大量东汉的语料，尤其是《汉书》中的语料，对《汉书》中的语料，不仅运用的量大，而且运用的方式多样。由此可见，《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应该是至东汉。这与清代其他一些学者的做法是一致的。王引之所说的“西汉”，可能是“两汉”之误。     

论谶纬对汉代七言诗发展的影响

汉代诗歌从七言句、七言段到完整的七言诗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到西汉后期七言民谣初具规模,到东汉中期文人七言诗基本形成。从今存纬书文献来看,纬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句式工整的七言韵文。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纬书成为儒生必修＂功课＂,因此东汉文人多通于纬学。在风格、用韵、句式节奏和内容主题等方面,纬书七言韵文超越了民间歌谣而与后来的文人七言诗颇多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纬书七言韵文是民间歌谣向着文人七言诗演进的重要桥梁,谶纬促进了文人七言诗的发展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