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房中歌》与汉初政治文化

《安世房中歌》是汉初的宗庙祭乐,也是汉代贵族乐府的代表作之一。其诗句既赞颂汉高祖刘邦的功德,又向后世统治者宣示汉家治天下之道。汉帝国建立初始,在政治文化构建方面遇到了诸多困难,《安世房中歌》对此作了回应,以宗庙祭乐之形式唱出了解决汉初困局的方法。而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又使其成为汉代儒学昌盛之先声。     

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     

礼乐文化背景下的《诗经》创作与采集

《诗经》文本从汉代以来成为儒家的经典,也是历代风化天下的法宝,而随着其音乐的消亡、演奏功能的丧失,其礼乐文化意义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诗经》中诗歌的产生和它的流传与周代礼乐文化息息相关,因为礼乐文化的需要,它催生了一大批服务于礼乐仪式的诗歌,这些诗歌或因各种祭祀需要而创作,或为歌功颂德而出现,或因政治功用而产生并纳入礼乐系统,又因为礼乐文化的需要,使周代的诗歌得以采集、保存和传唱。     

汉铎舞《圣人制礼乐》篇试断

载于《宋书·乐志》的汉代铎舞歌辞《圣人制礼乐》一篇,由于大量采用同音借字记录,从古至今,无法断句和解释。本文将晋代傅玄的铎舞歌辞《云门篇》和汉代的《圣人制礼乐》相比照,提出了对《圣人制礼乐》歌辞的初步的解读意见,供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时参考。本文作者曾发表过《汉公莫舞歌辞试断》一文(载于《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1期),与本文有互相发明之处,读者可参看。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从《大风歌》看刘邦晚年的忧患

在纵贯古今的近两千二百年间,《大风歌》几乎被公誉为“天纵之英作”,而在论及它所表达了作者何种思想感情和思想内容时,则众说纷纭。 从太史公的笔触看,《大风歌》是一曲悲声,“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唐人司马贞则认为《大风歌》是作者踌躇满志的抒怀,清人沈德潜曾以不定的口吻提出,《大风歌》表达了作者的追悔之意。他在《大风歌》的注脚中写道:“时帝春秋高,韩彭已诛,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士其有悔心乎”。近人谈《大风歌》,大多赞成司马贞之情绪论,解释其内容几乎都取沈德潜“思猛士”之     

也谈《九歌》的创作目的

《九歌》是屈原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内容的抒情诗集。历来对作品的创作时间及其意图见解各异。本文就其创作目的谈点自己的看法。汉代《楚辞》研究家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词,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俗,     

论汉代楚歌的文学史地位

在西汉至东汉中期的两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称霸当时诗坛的诗歌形式是汉代楚歌。汉代楚歌以自己独特的文学体式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文学精神而成为汉代诗歌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为中国诗歌由《诗》体、“楚辞”体向五言诗体的过渡与中介,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回响于当代诗坛。     

文学与经学的互动——以阮籍为中心的考察

前人研究汉代经学,依据的资料,除了传世的汉人经注外,主要是保存在汉代典籍、散见于后世各类载籍的汉人遗说,而对汉以后学者、文人的诗赋文论关注不够。事实上,魏承汉后,魏晋文人不可能完全斩断同汉代经学的关联。《诗经》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尤为魏晋诗人所重视。阮籍传世的诗、文、书、论、赋、笺、奏记中,对于《诗经》的征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摇曳多姿,既体现了魏晋"风骨"之共性,又因阮氏家学渊源、阮籍个人才情等因素,而有着鲜明的个性。阮籍所引《诗》,体现了汉代《诗》学对于魏晋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保存了丰富的两汉《诗》说,生动地诠释了"文学自觉时代"文学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阮籍作品历来以含蓄蕴藉、"归趣难求"著称于世,探求阮籍的《诗》学渊源,对于进一步索解"遥深"之"阮旨"不无助益。     

深大学人

吴予敏 教授 1954年 10月生,湖北武汉市人。师从著名美学家蔡仪先生, 198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1989年初到深圳大学任教。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传播系主任、传播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美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传播学研究。 独立完成学术专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美学与现代性》;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礼乐文化与美学精神》;发表了《刘勰文学通变观的历史文化考察》、《巫教、酋邦与礼乐渊源》、《论春秋美学》、《周代礼乐文化的伦理精神与美学精神》、…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

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秦汉之际的纪年方式是秦汉相接。而事实上,秦灭亡于公元前206年,其后经过楚汉相争的四年历史,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此期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项羽而非刘邦。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应当在秦汉之间加上“以西楚霸王项羽作为历史纪年”的这段空白。     

论历史纪年中子虚乌有的“高后”八年

现在所通行的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在西汉惠帝后和文帝前都编排有＂高后元年至八年＂,这与中国古代以帝王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为纪年方式是相违的。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中,＂高后＂吕雉确实有差不多15年的实际执政史,说她是一个没有名号却有实权的中国第一位＂女皇帝＂名副其实,但她确实没有哪怕只有一天或者名义上的帝王称谓。在这15年间,先有惠帝刘盈七年,后有刘恭、刘弘两个＂少帝＂八年。只是因为刘氏功臣集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吕氏集团后,担心身上流有四分之一吕姓血液的小皇帝长大后报复,为了自身的利益,便诬说他们＂皆非真孝惠子＂而予以斩尽杀绝。司马迁明确指出这是＂阴谋＂。我们在编写《中国历史纪年表》时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少帝＂刘恭四年、＂少帝＂刘弘四年取代所谓的＂高后＂八年。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论刘备的知人待士

势单力薄的刘备能从汉末群雄纷争中崭露头角,建立蜀汉王朝,善于用人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刘备的知人待士很有特点,与乃祖刘邦相较,刘备也更能尊重士人。     

长风呼啸 马蹄声碎——司马迁笔下的楚汉相争

秦朝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司马迁称之为平乱诛暴的统一战争,史称楚汉相争。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汉中对策、下邑划策、成皋对峙、垓下决战的描述,反映了项羽凭的是力、善于征战,而刘邦凭的是智、用谋略取胜,最后刘邦集团谋略智计战胜了自矜武力的项羽集团。     

论黄老思想与刘邦的治国实践

无为而治是黄老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它在西汉初年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刘邦作为汉代的第一任皇帝,也是汉代黄老之学的首推者。黄老思想在其治国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并对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西汉吕太后权力极盛之原因

西汉吕太后在西汉初期首开西汉女性政治权利之风,并引领了其后的三位太后共同组成中国历史上女性权力极盛的独特政治现象。而汉初松散的社会制度、刘邦开放的人才观、猜忌的性格及其权力牵制的政治观念,西汉开国功臣全身远祸的集体性格共同造成了吕太后权力的膨胀。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