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中部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转换——从尼泊尔传统到昌都传统

自13世纪起,尼泊尔工匠成为西藏中部地区铜佛像制作工匠的主流,极大地影响了藏传佛教铜佛像艺术的整体面貌.昌都工匠群体源起于西藏东部昌都的嘎玛、柴维,铜佛像制作传统与历史上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的兴起有关.昌都铜佛像工匠群体在20世纪自东向西大规模迁徙拉萨,这与20世纪20年代十三世达赖时期遣散尼泊尔工匠启用西藏本土工匠的政策有关.20世纪中期以来,来自西藏东部昌都的铜匠在拉萨的铜像制作业中占有垄断地位,成为西藏本土铜佛像制作工艺传统的代表.     

西藏传统铜佛像制作工艺的另面观察——基于清宫活计档案记录的讨论

在清代宫廷造办处活计档案中,保存有关于铜佛像生产制作活动的许多翔实记载。其中,乾隆九年尼泊尔工匠进京是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由于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录,一些重要的工艺配方也因此而保留下来,可以看到"藏里"尼泊尔工匠将铜佛像制作工艺带入北京宫廷,也可以看到宫廷汉人工匠在铜佛像制作中的娴熟技艺和高超创作能力。虽然清宫活计档案所显示的铜佛像制作工艺面貌并非十分详尽,但却能体现藏传佛教铜像制作成熟时期的面貌。     

试析藏族两种传统铸造工艺的存在——由传统铜佛像制作引发的思考

藏族工匠制作铜佛像采用的仍是传统的沙范铸造法,而尼泊尔工匠中普遍采用的失蜡铸造法在西藏地区却极少发现.沙范铸造法和失蜡法铸造法,在实际运用时有各自的局限条件.这种局限反映在西藏、尼泊尔地区整体铸造铜佛像时存在尺寸上的限制.造成失蜡法在西藏未曾被普遍采用的原因不是原料供应的问题,而是失蜡法本身的生产效率低下和西藏地区缺乏炉窑加热条件所致.通过西藏地区传统铸造工艺的存在状况推测,中国历史上铸造工艺的进化有可能是沙范法、失蜡法、陶范法这样一种顺序.     

昌都藏族铜佛像打制工艺调查

以翁达岗村为代表的昌都藏族铜佛像打制工艺,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具有打制大型佛像为主的鲜明特色,在藏族地区最为有名.具体的工艺与一般的铜匠工艺相比,在原料、工具与制作工艺方面既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传承历史久远,长期以来形成了开放的社区传承模式.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一种作坊手工业与包工队式的经营模式.主要的工艺传统得到保持,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呈现出兴盛的局面.[1]     

明永乐宣德佛像源流新证——兼论明初朝廷治藏方略中甘青地区的重要地位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宫廷制作了大量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成就卓越,在明清佛教雕塑艺术史上影响深远。文章通过研究甘肃岷县新发现的珍贵史料《西天佛子源流录》、考察岷县大崇教寺遗址暨岷县博物馆收藏永宣时期藏传佛教文物,从文献与文物两方面论证了永宣佛像源起与流传的主要原因,以及甘青地区在明朝初年朝廷治理西藏方略中的重要地位。     

西藏昌都四种传统社会组织调查

昌都是西藏东部重镇。自吐蕃王朝崩溃后,包括昌都一带在内,各地方政教势力各据一方,自成体系,形成割据的局面。藏传佛教格鲁派形成以后,虽然达赖、班排两大系统成为西藏最大的两大领主,但他们的统治范围主要限于卫、藏及相邻部分地区,对昌都一带,1918年以前尚无政权隶属关系,仅有宗教影响和联系。     

我的致富之路

我叫欧耀泽仁,是在昌都地区昌都镇有自家楼房的农民.我家本来在昌都县柴维乡旺达村.全家共8个人.我是哥哥,41岁,和39岁的弟弟尼玛泽仁共娶有一个妻子加永泽措,她今年39岁.     

元朝宫廷的“西天梵相”及其艺术作品(下)

“西天梵相”对西藏本土和明清宫廷藏传艺术的影响 从元代开始,藏传佛教艺术从西藏本土和西夏故地传入元朝宫廷之后,逐渐形成了具有汉族风格特征的“西天梵相”或“西番佛像”艺术,这种艺术反过来对同一时期西藏本土的艺术创作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藏本土和以元宫廷为首的藏传佛教艺术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和吸收不仅繁荣了西藏本土的艺术创作,同时也使内地的艺术创作得到了繁荣。这一趋势同时发展成为明、清两朝西藏和内地藏传佛教艺术创作的主流。     

瓦寨村藏族银铜工艺调查

昌都嘎玛乡一带的银铜工艺以打制佩饰和宗教用品为主,十分有名.在原料、工具等技术层面上有一般银铜工艺的共性,但在器物种类、造型、图案等方面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为了系统研究,主要选择瓦寨村进行深入调查.这里的银铜工艺传承久远,是一种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并形成了开放的社区传承模式.改革开放后银铜工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主要的工艺传统和地方特色得以保持,现在呈现出兴盛的局面.近10年来,虽然有一些工匠迁居外地,但主要的工匠和工艺传统仍然保留在村内.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铸鎏金无量寿佛像 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收藏铜佛像近200尊，其中通高24公分的大明永乐年施款铜铸鎏金无量寿佛像尤为珍贵，为了护养方便考虑，未将其放入陈列室。初识此尊佛像珍贵是1984春季的一天，阿坝州某寺活佛阿旺在老馆长李家瑞陪同下观赏库房藏族文物时，慧眼识珠，看到了这尊珍贵佛像，并初步鉴定，认为其是永乐年间御制。1995年5月，著名的民族学家宋兆麟先生来访，张建世馆长陪同观赏了这尊无量寿佛，并再次做了鉴定，确认其是大明永乐年间御制。数十年里，先后有过行界专家、藏传佛教界专业人士细看过，都认为是珍品。 关于此尊佛像的来历，笔者曾查阅过有关资料。1407年五世嘎玛巴法王，历经两年长途跋涉到南京弘扬佛法，并应永乐皇帝的邀请，为皇太后做超荐（超度）法事，皇帝和皇后也接受法王的灌顶。由此，明朝与乌斯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制定了对藏区多封众建的政策，互赠礼物也渐成惯例。永乐十七年（1419年），皇帝派遣官员杨英等往赐乌斯藏，这个使团由一百二十人组成，带去了许多尊贵礼物赠给大宝法王，其中可能包括了这尊无量寿佛。民国期间，刘文辉主政西康时，与藏传佛教界同样建立了友好关系，往来频繁，公私交往中互赠礼物是常事。而当时的藏区，依然延续着政教合一的制度，刘文辉作为西康省的最高长官，且又皈依了佛都，寺院高僧、土司、头人、守备们乐于投其所好，送其佛像、唐卡、法器、经书，这尊无量寿佛也可能在此过程中辗转到了刘文辉手里。主政西康省多年，刘文辉收藏了许多藏传佛教艺术品，为让其佛光永照，他于1940年春，请藏区最好的工匠和成都的著名木匠杨师傅，在玉沙公馆修造了佛龛、佛堂，依规供奉。 1951奶奶6月西南民族学院建院，院址最初设在刘文辉在成都玉沙街的公馆。在王维舟院址的指示下，佛堂里的全部文物受到特别保护，并成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的初始即由此而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家瑞馆长将全部佛像放回库房，密不示人，从而使这些珍贵的小佛像得以珍藏至今。     

《民族学刊》编委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Ethnology     

南京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南京是东南沿海城市中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城市,早在明代就形成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社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京最大、最典型的“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拆迁,引起了人们对回族社区的消失与回族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七家湾回族社区”的消失,除外界因素外,其内部经济生活方式、社区组织形式、婚姻情况、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也是其重要原因。实际上,回族社区的保存和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一方面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另一方面,更需要回族自身的“文化自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总结、不断汲取优秀文化精华,并不断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而伊斯兰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思想工具和途径。     

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与壮族和谐社会建设--壮族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之一

重构社会控制体系,完善、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社会控制,是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任务。壮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先进理念,为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构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及国家赋予的自治权和立法权,注重从当前壮族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制定适合壮族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为当代壮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格萨尔》史诗的集体记忆及其现代性阐释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牧业文明的代表作,叙述的是关于部落的历史。本文认为,在《格萨尔》史诗产生的早期阶段,尚没有专司史诗演述活动的职业化艺人。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其建构和传承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完成。职业或半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的出现,当是后来藏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态变迁的产物。集体记忆时代的《格萨尔》史诗,不仅呈现出从历史化向传说化和神话化过渡的文类特征,也具有集体记忆所承载的时空要素及其与群体传承的关联性等结构形态。     

论锡伯族萨满神歌的心理医疗功能

在漫长历史中 ,锡伯族创造了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相适应的萨满教 ,并不断发展丰富 ,萨满教成为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萨满教延续千百年 ,其主要功能和价值之一是治疗疾病 ,保障氏族的生存繁衍。锡伯族萨满治疗患者是在歌、舞、乐三者浑然一体的场景中 ,即在“跳神”场景中进行的。歌、舞、乐三者是古老时代集体创作的产物。在萨满“跳神”过程中 ,他和助手及众人共同吟唱的神歌 ,对患者产生了心理医疗功能。     

15世纪萨迦派人物传记提要——藏文历史著作总目提要之二

文章选取15世纪萨迦派代表性人物的传记,包括桑杰贝、班钦·释迦却丹、绒敦·释迦坚赞、俄尔钦·贡噶桑波、古格班智达扎巴坚赞、贡噶南杰、果沃热绛·索南僧格、达仓译师等著名萨迦派大师,介绍各传的作者、成书年代、资料来源、主要内容、版本等。这些传记反映了萨迦派各支系的兴起及萨迦派在15世纪的中兴历史,是研究萨迦派历史的重要文献。所收传记之顺序按人物生活年代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