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老子》之"道"的比较

《易经》与《老子》之"道"及其"反"、"复",既有表面上的用词相同、相似之处,又有概念内涵上的相互关联之处,还有其所反映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老子》之"道"为点、是生成的原因,《易经》之"道"为圆、是被生成的结果;《老子》之"道"为水,《易经》圆"道"上的《坎》、《坤》也象水;《易经》中"反"、"复"同义,《老子》中"反"、"复"之义相反。《老子》通过阐述"道"之"反"、"复",反映出与《易经》不同的思想。     

论《易经》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

《易经》独特的内容构成和功能是其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地位特殊的重要因素。《易经》的儒家经典化历程始于孔子＂晚而喜易＂,孔子是《易经》儒家化与地位判定的开创者。孔子去世后,不同的儒家流派对《易经》的重视程度不一。《易传》显示,《易经》的儒家核心经典地位主要是依靠战国儒家易学派的不断传承和诠释活动而确立的。     

忧乐圆融——论《周易》的生命美学思想

《周易》是中国文化之祖,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强调"生",所谓"生生之谓易"。生,是生生不息之意,生命的生息之道,即生命美学之道。《易经》成书于国家和社会的动荡之际,却体现了忧乐圆融的生命美学思想。     

《毛诗秘义》绪言(节录)

一、《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谜语诗集《易经》以隐语作辞，言不尽意，须言外求意。《诗经》根据易卦而作，每篇诗必以易卦为谜底。读诗者须从言内的诗辞求得言外的诗意。言外的诗意本于易卦。易卦的排列，井然有序。由卦序以求某诗而知其旨意，不啻按图索朗。《易经》《诗经》同以隐语作辞，采取象征文学的手法，读者只知有象而不知其所象之物。盲人摸象的寓言，固可用之于言《易经》，亦可用之于言《诗经》，于是汉儒董仲舒有“易无达占”和“诗无达信”之说。《诗经》既本于易卦而作，其所取象自当同于《易经》。究竟《易经》所取何象？答曰…     

史官意识与智谏范式——黄道周奏疏用《易》论析

黄道周在奏疏中大量引用《周易》,分别有引用《易经》卦名和《周易》经传文辞、综合运用《周易》的象数及义理之学等情况,并对其谏诤产生重要作用。奏疏中用《易》体现了黄道周浓厚的史官意识,其中蕴含着《易》—智—讽谏的传统范式。     

从《左传》中的预言看其成书年代

《左传》中记载了很多当时的占卜和预言。本文认为，《左传》的作者记载这些预言，本意是渲染预言者的高明和占卜的灵验，因此作者实际上是看到了这些预言和占卜的实际结果。《左传》应该成书于发生这些实际结果之后，而《左传》中几个没有应验的预言，则是因为作者没有看到这些预言的实际结果。这样，便可根据书中的预言、占卜的验与不验来大致判断《左传》的成书年代。     

再论《易经》的预测术

《易经》预测术原本是人类理性反抗无知的产物,但其自发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及主观性和非逻辑性等缺陷,使其无法成为科学;孔子等人开创的义理学派才是研究《易经》的正途。那种企图通过《易经》预测术、象数易学或＂科学易＂来复兴易学文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理雅各英译《易经》及其易学思想述评

理雅各对《易经》的翻译及其研究问世以来便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在《易经》西传史上,理氏的《易经》英译及其对《易经》的研究是里程碑式的,对后来从事典籍研究和翻译的中外学者有着多方面的启示。理氏《易经》英译本主要包括理氏英译《易经》的学术准备、英译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之动机、英译《易经》的底本及其相关参考书考辨、关于理氏《易经》英译的评析、理氏《易经》英译本的体例、译本特点,旨在探析其易学思想。     

清华简《楚居》熊绎“卜徙”探赜

清华简《楚居》详细记载了从商末到战国初期历代楚先公先王居邑的变迁情况,其中惟有熊绎徙居书"卜",应是《楚居》作者对熊绎始封立国的称美。熊绎在迁徙之前进行占卜,意在昭示此次徙居乃神明之意,从而使民众更加信服。"夷屯"即夷水之滨的屯地,其得名或与屯卦有关。     

也谈关于《易》本的问题

《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始读《诗》、《论语》及《易》本",前人认为《易》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为一部"术数家书"。但经仔细辨析,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易》本即是指《易经》,并由此揭示了《易》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     

《左传》《国语》引《易》类析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易》例,是探讨春秋时期《易》学的重要根据。《左传》《国语》中引《易》例有二十二事,可分为非筮占类引《易》和筮占类引《易》两类。对这些《易》例的归类分析,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的筮法以及《周易》在当时的应用。春秋时期卜、筮并用,占断吉凶的依据不限于《周易》,得到卦象的方法也未必是《周易·系辞传》中所记载的大衍之数起卦法。《周易》卦爻辞的写作目的本是系统地阐述吉凶之理,故判断吉凶未必通过卜筮。"某卦之某卦"有时用来表示爻题,有时则表示变卦,不可执泥其一。朱熹在《易学启蒙》中提出的断卦原则,或于史无徵,或与史相左,当非先秦古法。     

“绝命咒语”反盗墓之谜与传说

《易经》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如果从反盗墓的角度来理解，“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应该是中国古人最朴素，也是最原始的反盗墓构思。     

王家台秦简《归藏》的特点及其价值

王家台秦简《归藏》是一部筮占书籍,书中有一些卦名与《周易》中的卦名相同或相近,占卜结果却截然相反。通过对比发现,两部筮占书籍在各自成书时人们的占卜动机、占卜目的存在着较大差异。《周易》成书应晚于《归藏》,是较《归藏》更加高级、更为实用的一部占卜书。秦简《归藏》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先秦筮占书籍的源流与易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直接可靠的资料,书中记载的许多神话故事、传说时期以及三代的传闻、历史故事,为我们订正其他传世典籍、梳理某些故事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资料。     

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易·蒙》对现代教育之启示

《易经》是克己修身之学,启示君子顺天应道、开物成务,其思想以整体性、自然性为基础,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蒙》 卦为《易经》的第四卦,主要讨论教育思想,强调“君子以果行育德”,其中包含的教学理念有：教育要有教无类、合理惩戒、避免 严苛,学习要心诚志坚、迎难而上、虚怀若谷。《易·蒙》对现代学生管理有诸多启示：教师要进业修身、管理要防微杜渐、授课要 因材施教、教育要慎用处分。遵循《易·蒙》思想,教师在教好学生的同时也能成就更为卓越的自我。     

隐逸源于《易经》刍议

隐逸思想通常被认为源于儒、道两家,孔孟和老庄通常被奉为隐逸思想的开创者,这是一种误读。隐逸源于《易经》,可从《易经》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刚柔共济思想以及《易经》中的"贤人"与"隐士"进行考辨。《易经》把人天性中的刚柔与外界环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人生哲学,无论是在现实人生中的积极进取,还是退让隐忍,儒、道两家都可以从《易经》中寻觅到为之所用的文化因子。因此,《易经》应是隐逸思想的发源地。     

欧阳修解《易》探析

欧阳修是宋代的易学名家，一生既辨《易》，又解《易》。他采用问答体，通过选解方式，注重从义理角度阐发《易》经，其方法则是“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欧阳修解《易》，有比附人事、喜欢议论、主张经世三个特点，可见他对宋代易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易经》乃中华文化之源之本之根

《易经》是哲学,是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与人生哲学。《易经》乃中华文化之源之本之根,《易经》乃生变中和之道,《易经》乃顺逆进退、利弊得失、存亡生死之术,真正能代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首唯《易经》。对《易经》,我们应破除＂五个误区＂,树立＂五个新理念＂,即＂五正＂：正名、正位、正源、正本、正意。对易文化,我们应继承、创新、丰富、发展,实现《易经》＂四化＂：时代化、科学化、通俗化、世界化。     

伯恩嘉藤对《易经》文化的接受与传承

英国诗人理查德·伯恩嘉藤是当今欧美文学界了解中国易经文化的最重要的研究专家之一。一方面,伯恩嘉藤早与《易经》结缘,深受易经文化的影响,着迷于其中博大精深的世界,潜心研究达五十余载;另一方面,他积极模仿《易经》进行诗歌创作,其诗集《易》便是2016的诗作。他借助诗歌创作,从诗歌的结构、思想内容等方面诠释《易经》的深刻内涵,再现易经文化的无穷魅力,促进了易经文化在国外的传承与接受,也让更多读者了解其与众不同的诗歌,体现了诗歌的神奇魅力。伯恩嘉藤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出版了诗歌、散文、译著等数十部,有些诗作被译成90多种语言,在欧美文坛享有盛誉。此外,他是20世纪70年代"剑桥国际诗歌节"的开创者,也是几十年来"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的策划人,值得中国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     

一经传家的区域文化性——以明代宁波鄞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宁波镜川杨氏是一个持续几十年位居全国首列的科举家族,他们以《易》经传家,受此影响,宁波城内的陆氏、李氏、张氏、屠氏、章氏、董氏、戴氏等近百个进士家族,均以《易》传家。治《易》经的鄞县进士,占据了明代鄞县进士百分之六十以上。鄞县如此集中攻读《易经》,区域色彩如此之强,这在全国是相当稀见的。杨守陈编纂的《易》学作品,影响了鄞县其他家族,乃至影响整个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