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翱《复性书》的心性思想

为振兴儒学,唐代儒家学者李翱以儒为本,重新重视<中庸>、<易传>等儒家经典,吸收同时代佛学心性理论,著<复性书>三篇.李翱在<复性书>中提出具有本体色彩的"诚"的概念,并利用佛学著作<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本觉"的思维方式论证凡人和圣人心、性、情的关系,系统阐述凡人去情复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论李翱“去情复性”的道德修养思想

李翱是宋明新儒学之远源与先驱,其去情复性的“复性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前承汉儒,后启宋儒之价值”。综观李翱的思想,可以理出其完整的道德修养学说：性善情恶的人性论是其道德修养的依据;从道不从众的君子人格是其道德修养的主要目标;“斋戒其心”、“寂然不动”、“慎独守中”以去情复性则是其道德修养的主要方法,等等。李翱的道德修养思想是在心通《中庸》并融汇佛老治心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积极回应了唐中期佛老对儒家治国治心之道的严峻挑战,而且为宋明理学完备的内圣工夫论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方法。     

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

韩愈和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是对唐代佛教"世系"、"传灯"思潮的一种反动,是先秦以来儒家伦理学说的恢复和传承.唐代中期佛教日盛,对中唐民众伦理思想冲击甚大.为了扭转佛教伦理思想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冲击和破坏,韩愈和李翱吸收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某些思想,提出"道统"和"复性"的主张,客观上遏制了中唐佛教伦理思想的影响,为宋明新儒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李翱的佛教观

唐朝中后期,佛教和道教达到兴盛,儒学受到佛道两家的严重威胁,尤其是佛教。李翱继承韩愈的道统说,明确提出了反佛的主张。李翱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在坚守儒学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辨而排之";在对佛学的心性思想和方法分析、吸收的过程中,提出了"复性说",为儒学的改造和完善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复性书》性情观再探——以“情”为中心的考察

李翱的《复性书》作为主要讨论"复性"之方的重要思想史文本,其性情观的思想渊源深远,特别是在"情"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三个方面受到《荀子》的很大影响。对李翱之"情"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探讨"情"本身的善恶,而须引入人这一主体及其实践工夫,因为对"情"的内涵的界定不能脱离作为道德主体的"心"和扰乱人之情性的"物"。性、情之间并非只是对立的关系,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情"固然需要"性"作为自身向上提升的目标和动力,但是"性"也需要通过"情"从而在感性的现实世界中显现与落实自身。性与情的内在统一才能构成一个完整、丰富的人。因此,"性与情不相无"这一命题相较于"性善情恶"、"灭情复性",更能突显李翱性情观的特色。性、情关系的厘清决定了李翱的"复性"之方不是"灭情",而是通过"弗虑弗思,斋戒其心"与"本无有思,动静皆离"两个阶次来"止情复性"。"复性"成圣后便能"物格于外"而不应于物,"情应于内"而无情,达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境界。     

汉宋之争与经典解释——以阮元、李翱的"性命"为例

李翱尝试取法佛老,以期在形上的方向上完善思孟的心性论,并由此成为宋学的远源.于是,在汉宋之争中,援佛入儒的李翱受到了阮元的批驳.李翱、阮元虽有共同的话语平台,但由于各自对思孟之心性论的定位不同,以致在解读儒家的性命观时,李翱以"心通"解经而发明"复性"说,阮元则认为应以"事解"注经而申明"节性"说.二人的不同解读,引发了一些关于经典解释的问题.     

从孟子性善论到董仲舒人性三品说的思想转向

儒家人性论从孟子到董仲舒经过了一个由高到低的思想转向过程,这一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家学说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发展过程,直到唐朝的思想家李翱提出复性论思想,儒家思想才被提升上来并在宋元明清时期获得了重大发展.     

经学诠释与三朝五门制度：以隋唐宫室制度为例

儒家经典自汉代以后经历了各种注疏解释,三朝五门制度是古代宫室规划的重要内容,从经学阐释与匠学营造的角度考察了在隋唐的不同体现。前者采用“儒学三朝”概念,主要在宫室规划的指导思想层面阐释三朝五门内涵及观念史变迁;后者采用“匠学三朝”,主要在实践层面指出不同时期的三朝五门具体位置及形制。二者从不同层面回应了古代君主制政权自证其合法性问题。三朝五门制度是顺天应民、天人一体的儒家德治观在宫室制度设计理念上的具体体现。     

“性与天道”问题与宋明理学分系

"性与天道"问题是中国本体论哲学的基本思想资源,在孔孟以后却被儒家所丢弃。魏晋玄学家以对性与天道的新解走出了沉闷的汉代天人之辨。唐宋以后儒家的复兴实际上是"复性",理学家由复性开始了对性与天道的自觉体认。他们既接续了性与天道的源头,又因对复性的不同把握而开发出不同的本体范畴,推演出不同的理论体系。胡宏总结"五子"的"性"论和儒家传统的"尽性"要求,以"成性"解"尽性",并最终建立起区别于气学、道学(小理学)及后来的心学的性学理论系统,中国哲学发展由此有了整体的"理学"。     

试论李翱的人性论

李翱在孟子思想的基础上加强了子思的“诚”的本体论地位，从而“性”“诚”并举，完整统一了儒家天人关系和人与人类关系两个重心。在此基础上，李翱的人性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统一了善恶、性情、自然属性和社会道德属性的关系。但是，李翱的人性论中包含着善性产生邪情的矛盾，正是对这一矛盾的解答引发了宋明性的二元论的诞生。     

论儒学与两汉的交友之道

朋友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普遍人际关系。传统儒学把它列为五种人伦关系之一。“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①东汉官方儒学经典《白虎通》则把它列为“六纪”之一。可见儒家对朋友关系的重视。笃情重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在对待朋友之间的关系上,儒家把感情道义看得重于一切。儒学大师孔子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友列     

从儒与禅的比较看儒家的道德传承

作者在台刊《哲学与文化》第30卷第6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儒家的道德传承自孔子至孟子这一时期,师师相传,皆以“悟道”———彻证自心本性为标准。至孟子以后,儒家的道德便一直沉寂,汉代董仲舒时期才兴起了对儒学的研究。但是,儒学研究与儒家道德并不是同一回事,儒学属于文化现象学的范畴,儒家道德则是属于实证自心本性的范畴,尽管从汉代董仲舒至唐朝这一时期儒学大兴,尽管不乏其学术大成就者,但是,就“孔孟之道”而言,却是无人能够亲证的。历史再发展到唐宋,由达摩而来的禅宗—心法的弘扬,才使得中国读儒书之人借禅宗得以豁然顿悟“孔孟之道”…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刘子翠"不远复"三字符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不远复”三字符是刘子翠重视儒家原本智慧的思想标志,提出的是一个回复本性、自我完善的命题,它包括克己复礼、识体归仁、制情复性三重向度。刘子翠用三字符在倾向于道禅的青年朱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种上了一棵复归儒学门庭的思想根苗。     

北朝郊祀、宗庙制度的儒学化

北朝的郊祀、宗庙制度在北魏孝文帝之后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逐渐儒学化,即以儒家和制思想为规范;二是在儒家和制思想的具体应用上,逐渐统一采用汉代郑玄学说。这一变化,同整个北朝儒学的发展相一致,反映了北朝政权,特别是北魏政权汉化的历史进程。     

对汉魏之际儒学中衰的再思考

两汉时期曾经一度繁荣的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衰落。其原因包括汉朝正统的衰落导致儒家学说可信性的降低,魏晋时期的战乱和政权交替对儒学的削弱,选举制度的变革和学校教育的弱化对儒学的影响,以及道教、玄学、佛教思想的发展对儒家思想的冲击等。     

柳宗元与理学的关系

儒学复兴是隋唐时期的时代课题,作为一位儒家论者,柳宗元从不同的角度回应了这一思潮。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柳宗元的理论贡献,指出他的理论创造不仅为儒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不仅可称为儒学的改革者,亦可称为宋明理学的先驱。     

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演变

先秦儒家人性论多从单一方面强调性无善恶或是性善、性恶,这种单一性的人性论不能从根本上合理地解释人作恶的原因和修善的可能性。但是先秦儒家人性论开启了人性本善和向善修养的人性论之先河。先秦儒家人性论经汉唐三品人性论、唐代李翱性善情恶的复性人性论,发展为宋明时期的＂心统性情＂的一心二门人性论,具有其必然性。儒家人性论的发展中,先秦儒家人性论具有性善论起源的启蒙作用。     

"圣性"与儒家传统

“圣性”是儒家用来指称成就超越人格即圣人的内在根据 ,虽然“圣性”这个概念在儒家的概念系统中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过 ,但是对它的探讨却与儒学史相始终 ,与“圣人”一起构成儒家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儒家对圣性的探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同时是充满了不同见解与矛盾的过程 ,心体与性体的纠葛是儒家对圣性理解的最终关枢。     

试论李翱心性论思想体系

李翱的哲学 ,继承先秦儒学成果 ,吸佛纳道 ,它以“诚”为主体 ,形成了自己的诚本体论、诚统性情的人性论、诚明的复性方法 ,以及至诚的修养境界 ,构建了从本体论、人性论、修养功夫到理想人格的一套完整的心性论思想体系。在境界、内容、思维方式和倾向上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 ,是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关键的理论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