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文学综论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写作,是中国女性以"人"和"女人"的反叛性姿态参与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书写女性的觉醒与成长.由于性别体验和关注点的不同,她们的书写立场与男性先驱有所差异或同中有异:言说社会人生、关注下层苦难、反映军阀战争和北伐革命;以母亲名义书写自己、以爱化解人生、理性审视母爱;批判礼教罪恶和封建婚姻、关注弃妇命运;追求自由婚恋、大胆表露性爱、探求婚内主体情欲;反抗社会压抑的女同性恋准同性恋书写;"五四"爱情结局下的婚姻思考等.色彩纷呈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辉煌时代.     

“欲望”书写中彰显启蒙“理性”——评郁达夫小说的“五四”品格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毫不顾忌地用"爱"这种欲望形式表现对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的作家.他的思想、创作虽然比鲁迅稍逊,但在"五四"文坛上,也是一位公认的大家.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他本身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能用人文主义的严肃态度探讨人的情欲和生存问题,从个体的本能欲望切人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文本成为一面以独特视角反映"五四"时代人性觉醒历史的镜子.     

回到“海滨”说“故人”——论庐隐创作的女性视角

作为五四后的第一代女作家 ,女性视角的选择建构了庐隐独特的文学世界 ,反映出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复杂心理 ,也勾画出了女性眼中的异性形象。同时女性视角的选择还制约了其叙事方法的选择。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的使用 ,幻觉描写的凸现以及自叙传手法的运用等 ,使其作品具有了浪漫主义的异彩     

“五四”背景下女性书写的兴奋与迷茫——以冯沅君的《卷葹》为例

冯沅君的代表作《卷葹》中所书写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在"五四"时期极具普遍性和写实性。被启蒙的第一代知识女性在追求自由、幸福的道路上举步维艰:面对激进主义思潮所大力倡导的"正义伦理"与文化传统中所沿袭的"关怀伦理"之间的剧烈冲突,新女性们无一例外地陷入徘徊、犹疑乃至于迷茫的境地。这一文学与心理现象也为后来者反思"五四"之"激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何处是归程--解读庐隐和徐坤小说中的知识女性

庐隐和徐坤两位女作家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女性解放所面临的人格裂变和精神苦痛.作为"五四"后第一代知识女性,庐隐作品中的"现代娜拉"在觉醒后无路可走的郁闷彷徨中找不到精神家园.半个多世纪后,徐坤笔下的现代女性实现了"五四"女儿走上社会,寻求自我价值的梦想,却又在社会和家庭的两难选择中陷入了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     

简论“五四”精神

广义的"五四"精神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体现在爱国、自由、创造等三个方面.     

论"五四"女性散文的崛起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女性散文在"五四"文学中异军突起,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女性特有的见识,抱负和心声,开拓了现代散文崭新领域.     

殷海光晚年的“五四”观

殷海光早年就以"五四"为旗帜,极力的提倡科学、民主与自由,揭露中国传统的缺陷,进行着激烈且全面的反传统.殷海光晚年对五四运动、五四反传统现象都有了理论上的重新思考.     

灵与肉的呐喊——再谈丁玲笔下的莎菲形象

作为丁玲自由个性的真实写照和"五四"新女性的代表,女主人公莎菲的心灵深处交织着深深的苦闷.莎菲的苦闷是那个时代乃至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下女性的悲哀所在.而这种基于人性与环境永恒冲突的悲哀,也正是莎菲这一形象的魅力之所在.     

艺术“突围”与文化“暴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和“五四”文化启蒙关系再梳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通过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思想的输入和宣扬,从思想文化层面启蒙愚昧麻木落后的国民,但其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的分离,却使得"五四"启蒙最终陷入了"启而尚蒙"的悲哀;20世纪80年代文学试图延续并完成"五四"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远离了现代启蒙精神,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的命运,并很快被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所解构。然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传统人文精神的启蒙与滋养,因此,启蒙并没有终结。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饮中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

考索现存资料,知盛唐"饮中八仙"有两说:一无裴周南,一有裴周南,迄今仍没有为大家认同的解释。实际上,"饮中八仙"本来就不很固定,是盛唐俗传的结果,而人们乐道的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李白开元、天宝间两入长安的史实也为"饮中八仙"的演化增一佐证。同时,"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野于开元二十六年,及此年前后李白仍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表明:开元间李白确实到过长安,寓居时间在十年左右。准此,李白这段时间的作品就需要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也需要修正。     

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兼论魏晋士人的女性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盛,这一时期的女性也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世说新语》中的女性有才识、有个性、有风度,但她们仍摆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些独特的女性形象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女性观。     

浅谈《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

孙子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因其注重研究军事学内容而独具特色。从世界观、认知观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孙子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和论述,揭示了其历史进步意义并指出了其阶级局限性。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     

《世说新语》的情理世界与"情志"说

《世说新语》一书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情理世界,其时人们率性任情,蔑视礼法,把"情"抬到空前的高度.魏晋人重情有其思想背景,即魏晋玄学的兴起,促使当时的思想家普遍陷入对"情性"的理性思考,最终改变了前人"性善情恶"、"以性制情"的观念,而这无疑对魏晋六朝的文学理论中的"情志"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文详细分析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所经历的彼此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     

《寻乌调查》与20世纪初的客家社会经济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农村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寻乌调查》集中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重要思想，是我党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由于《寻乌调查》所反映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农村社会，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丰富资料，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客家社会与文化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消费社会的女性符号化倾向——“美女经济”的社会学透视

“美女经济”是当前颇受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通过对“美女经济”兴盛原因的分析和美的标准为女性所接受的社会原因的探讨,揭示了“美女经济”所折射出的女性社会地位。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虚实”产生及与《诗》《骚》创作关系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周易》和《老子》赋予其深刻的辩证思维,这些是先秦时期虚实产生的哲学根基,也为虚实在魏晋和唐宋的发展与演进奠定了基础。这期间虚实内涵的推进离不开先秦《诗》《骚》及散文创作的铺垫与实践。虚实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核心的元范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艺术创作手法,自古既有其萌芽,先秦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比兴、象征、具象等手法是其不自觉的运用。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文艺虚实结合具有必然性。《诗》《骚》中的比兴、象征手法是后世"虚实"的"隐形"替代和早期"胚胎"。"虚实"产生前后与秦汉政论说理文及汉赋具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