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政治认同的建构：主体与对象之间

政治认同是政治系统得以持续稳定运行的前提,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形式。政治认同的建构与形成是认同主体、认同对象及相关因素的“三位一体”互动过程。政治认同主体的社会存性是其基本特质,作为集多种特性于一身的“社会复合体”,政治认同主体具有一定的利益与意义追求,同时兼具理性和非理性特质。政治认同对象是由内（政治价值理念）、中（政治制度规范、政治组织机构）、外（政治行为）三层次构成的“四位一体”结构。政治认同主体从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态度）和实践（政治参与）两个维度,体现着其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状态。     

商标法中“相关公众”的范围界定

“相关公众”作为商标法多项规定涉及的重要概念，其内涵诠释与范围界定是相关司法实践的必解之题。“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服务有关联的消费者，以及与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服务有密切联系的经营者。“相关公众”的本质为法律拟制主体，亦可看作商标法中的“理性人”。“相关公众”构成主体主要为消费者和经营者。个案裁判中，可通过构建“相关公众”分析模型，以特定时间、商品服务覆盖范围、商品服务性质特征为主要考量因素，对各要素进行量化分析，进而结合数学集合思想，确定商标法“相关公众”的具体范围。     

从世界乡土文学的缘起谈沈从文的文学地位

在世界文学史上,法国的卢梭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先驱。其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分别用诗和小说创作出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品,确立了乡土文学创作。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理论最早提倡者是周作人,乡土文学创作的最早实践者是鲁迅。沈从文创作稍后于周氏兄弟,但他的创作堪称中国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和杰出代表。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学史研究论文的多项客观数据说明,沈从文已经获得了很高的文学地位。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论黄药眠小说《李宝三》的文学史意义

《李宝三》是黄药眠抗战后期的小说代表作之一,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李宝三》在题材、主旨方面继承了鲁迅在20年代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但它所塑造的个性复杂且颇具异域情调的番客李宝三的形象,却也开拓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视野和表现空间。《李宝三》是客家文学史上表现归侨生活的优秀小说,其对方言土语的运用,则开启了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先声。作品所展现的李宝三身处困境之时“对于运命的挣扎”及其人性的光辉,大大超越了众多现代乡土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境界。     

行业协会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类型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基于“会员逻辑”和“影响逻辑”、“市场支持性”活动和“市场补充性”活动等相关理论,行业协会对内职能中的“规划发展”、“设计研发”、“品牌创新”和“市场营销”,与对外职能中的“对外交流合作”和“与政府部门合作”等,构成了它促进产业升级的六个基本维度。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发现,行业协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具有不同类型。行业协会自身实力决定了协会对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汲取能力,其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分别受协会所在产业的产业类型和（或）产业地位与政府等其他外部机构的影响和制约。而协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大小和内外部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它在产业升级中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的强弱。     

章太炎的近代祛魅与价值理性

在章太炎变化复杂的思想中,有一条类似于现代“祛魅”的用“自然”和“唯识”拒绝、颠覆东西方各种“超自然”实体的理性主线。这条理性主线并没有走向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是迈向了“价值理性”之路,为获得革命的主体而首先进行的主体道德建构之路,人从“超自然”中、从自然性和非自性中解放出来的独立、自立之路。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农民进城"亚主流小说现象分析

以当代文学三个时段———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初的文学文本为依据,分析了乡土社会无法避免的瓦解进程。在这一现代化转化进程中,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从不同侧面瓦解着乡土世界原有的自然性。变动中的农民群体逐步抛离乡土世界心路历程,直至今天,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农民漂移者所遭遇的苦闷、焦虑和失落还在进一步加剧。     

沈从文、萧红乡土“抒情”小说创作比较

沈从文和萧红的抒情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独立新帜,又有各自的特点。作为抒情小说,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淡化冲突和情节,并且放慢了叙事节奏。但在沈从文的笔下,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人性美好的一面,而萧红笔下的世界则让人触目惊心,这点也表现在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作品中流露的情感,沈从文的显得平和、从容、含蓄,而萧红作品中的情感则激烈、外露一些,他们对笔下世界的不同情感关照同时也表现在景物的描写上。虽然有这许多不同,但两人的作品都贯穿着现代乡村的“常”与“变”。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农村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本文认真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 ,认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是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的根本指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积极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切实把农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是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是解决其目前存在问题的根本途径。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     

信仰的力量——阿Q与吉姆佩尔“两愚”形象之比较

“愚者”是一个世界性的经典文学形象。论题以阿Q与吉姆佩尔为例,探究文化、宗教的背景对文学形象的影响,通过对两个文本不同的价值体系的考察,加深对中西方文化异同的理解。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乃是封建统治者所大力提倡的"三纲",而三纲落实在家庭伦理中又具体体现为其中的"二纲",即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尽管其自身存在着诸多弊端,近代以来亦备受挞伐,但我们仍要将"二纲"置于其发展演变的社会背景中予以考察和评价,而不能完全忽视其产生的社会作用与存在的合理性.     

"文学以文字为准"——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中国古代的"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泛文学概念,它包括美文学和学术文章在内的一切文字著作。"文"的本义是"错画"、纹理,汉字都符合"错画"、纹理的特征,因而汉文字著作都可称"文"。正如清人章炳麟所概括:"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趁彰为准。"即衡量"文学"的特征是"文字",而不是"趁彰"——"文采"或"美"。与此相对照,西方"文学"更多地是指以"美"为特征的文字著作,或以"艺术"为特征的语言文字作品。这种"美"的"艺术"特征,或指"形象",或指"情感",或指"形式",或指"虚构"。中国古代文论诚然不乏对文学样式的"形象"、"情感"、"形式"、"虚构"等属性的分析,但从未把它们作为一般文学作品的必备特征来强调。     

刑罚政策合理性之研究

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判断一切事物的基本依据。作为国家刑罚权的运用策略,刑罚政策的合理性既包括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也包括形式合理性。刑罚政策的实质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刑罚观念的转变与刑罚制度的改革;其形式合理性则表现在刑罚政策过程即刑罚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