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

台湾莎学的发展是在梁实秋、虞尔昌、颜元叔、朱立民等学者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梁实秋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虞尔昌补译了朱生豪未译完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合成一套完成的《莎士比亚全集》在台湾出版。近年来,台湾除了出版了多种台湾译者莎作译本外,还出版了多种大陆翻译的莎剧译本和《莎士比亚全集》。颜元叔和朱立民主要从事莎士比亚评论和研究工作,彭镜禧等人的莎学研究在近年来较有影响。台湾的莎剧演出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台湾莎剧演出主要以话剧和京剧为主。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莎学交流也日渐频繁。     

论梁实秋的译德

道德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与规范,职业活动中则应该遵循职业道德,译者自然应该受到译德的约束。梁实秋是我国第一位将《莎士比亚全集》独立译为汉语的翻译家。他译德高尚,是译者的典范。该文首先论述道德、职业道德和译德问题,之后结合梁实秋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从翻译动机、原作选择、翻译策略、对其他翻译主体的忠诚以及其他方面(如对待报酬的态度),论述这位翻译家的高尚译德,以期对译德理论研究贡献绵薄之力,并对我国译者有所教益。     

译者的主体因素与翻译选择--兼谈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选择"译什么"和"怎么译"时,其主体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对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起着重要影响.林语堂英译的<浮生六记>,可以说明译者的主体因素,尤其是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曾国藩对晚清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洋务运动中支持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组织了大规模的译书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赞助人”是文学系统之外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赞助者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某个社会特定时期翻译的选材和具体操作。从赞助人视角出发,探究晚清时期曾国藩作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要赞助者对当时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其对晚清翻译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文本、译者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三个方面。     

论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

在我国现代翻译领域,译者之间的笔战是较为惯常的学术现象。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实秋为中心的几次翻译笔战最具典型性。除与鲁迅持续数年的"硬译""死译"之辩外,他还与傅东华有关于弥尔顿《失乐园》翻译的笔战、与邢光祖有关于如何翻译莎剧的笔战、与郑振铎有关于泰戈尔《飞鸟集》翻译的笔战等,且与当时译界聚焦的热点问题高度关切,如直译与意译、语汇的散韵、移植和增删、译者的责任、伦理和规范等问题。这几次翻译笔战有助于翻译活动的规范化,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现代翻译理论的成熟,值得当下翻译研究者去认真梳理和汲取。     

莎剧中的拟人修辞及其翻译

在总结前人对拟人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将莎剧中的拟人分为三类。本文以谢桂霞"辞格翻译方法模型"为参照,对三种拟人表现方式进行分析,并对比分析了现有译本(梁实秋和朱生豪,孙大雨和卞之琳),发现早期散文体译者梁实秋和朱生豪注重译文的"介绍"功能,化繁为简,舍弃了原作语言的意趣;后期诗体译者孙大雨和卞之琳则主张保留莎剧原文的意趣,并竭力保留原文的拟人修辞。四位译者各有千秋,也有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查良铮的诗歌翻译及其翻译思想

译者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教育背景、以及译者的个人兴趣和审美风格密不可分。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主要从文本分析层面探讨其翻译风格与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互动联系。翻译家查良铮认为诗歌翻译不应完全拘泥于"以顿代步"的译诗原则,而应该在原诗的基础上,遵循"牺牲"和"补偿"的原则,充分运用注释在翻译中补充说明的功能,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诗歌翻译应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译诗应在风格和内容上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意境。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解读文学翻译——莎剧两译本对比研究

朱生豪和梁实秋都是著名的翻译家,都为莎剧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所以译文的风格也大相径庭。相比较而言,朱生豪采取了意译的方法,而梁实秋采取了直译的方法。换言之,朱生豪的译本是以中国文化为导向,而梁实秋的译本是以西方文化为导向的。本论文运用阐释学理论和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详细分析了莎剧两个中译本,体现了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朱生豪莎剧输入研究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的适应和译者的选择过程。文章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阐述朱生豪莎剧输入过程中对"需要"、"能力"和"环境"的适应和选择,文章指出朱生豪选择输入莎剧适应了译者生存需要和实现生存价值的需要,适应了译者双语、双文化能力,适应了浪漫主义的翻译生态环境。朱生豪基于莎剧在中国输入初始阶段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归化的输入策略,实现了普及莎剧的目的。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