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道教与志怪小说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神仙道教蓬勃发展,共宗教活动及仙道传说盛传于世,遂在民间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仙道故事传说。志怪小说载录的这一类故事传说,表现了中古民间社会对仙道境界的观念。中古社会正值新兴的神仙道教发展时期,仙道故事传说既是道教艺术的重要成就之一,同时更是志怪小说艺术成就的代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志怪小说载录的这一类故事传说,     

清虚无为与血牲祭祀——从"鬼道"看蜀地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民间信仰常以血牲祭祀来祈求神灵保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间信仰就会试图革新,向更加成熟的宗教形态演变.道教有着相对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成熟的宗教组织系统,因而成为民间信仰转变的理想模范.西晋蜀地陈瑞的"鬼道"就是一种包含民间信仰和道教要素的混合体,它既把民间信仰常用的"鱼"、"酒"等物作为宗教仪式的祭品,也采用"天师"、"祭酒"、"治"、"传舍"等早期道教的组织形式.其发展过程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浓厚的民间信仰性质,后期组织日益庞大,向正统道教转变的轨迹日趋明显.     

清代民间果报信仰中反映的三教关系——以志怪小说《子不语》为例

《子不语》是与《聊斋》、《阅徽草堂笔记》并称为清代三大志怪小说的奇书,在内容庞杂的狐、道、鬼、怪之流和奇谈怪论的故事中,不难发现作者对因果报应思想的理解,并可从中窥见当时民间对果报信仰的真实情况,其有别于正统佛教信仰,兼容儒道两家思想的庞杂体系.因《子不语》内容繁多,特选取孝道、雷神信仰以及鬼索命三个方面来分析民间信仰对佛教思想的选择性吸收与摒弃.     

佛教因果观与六朝至初唐志怪小说

中国志怪类小说脱胎于古代神话,到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与此同时,于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逐渐摆脱了道教的附庸地位,开始正式在中国社会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而佛教观念中最基本的因果观,随着佛教的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小说中,即是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佛教因果观不仅为六朝以后的志怪小说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其思想还深入到了小说的叙事逻辑结构之中。     

壮族民间师公教:巫傩道释儒的交融与整合

壮族民间师公教是在壮族先民“越巫”信仰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民间宗教 ,在道教传入之前 ,它处于自发宗教的发展形态 ,道教传入后 ,为与民间道公教相抗衡 ,它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整合了道教、佛教及儒学思想等文化因素 ,逐渐向人为宗教形态的方向发展。     

壮族宗教民俗中的道教长生成仙信仰

道教长生成仙信仰与壮族宗教民俗结合后发生了衍变.其中道教星辰崇拜与壮族民间追求长寿平安的习俗相结合,成仙信仰则与其葬俗相结合,使壮族民众除了向神灵祈求长寿外,还强化了他们追求彼岸世界幸福的愿望.道教长生成仙信仰在壮族社会中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民俗化特点,同时也成为壮族民间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跨文化视域看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道教是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其奉为最高宗旨的“道”至今都是越南文化中最具有象征性和影响力的符号之一.从时间上看,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从传播途径上看,早期道教先从陆路(云南或广西)进入越南,后来在东晋时,孙恩、卢循起义又通过海路将天师道传入越南.金元时创立的全真道在明末清初南下传教的过程中,又通过多条线路进入越南.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母道教与高台教;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动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论儒释道梦观念对六朝志怪小说的楔入

儒家将梦作为对未来命运进行预测的手段,在志怪小说中,儒家占梦术起着预叙或倒叙的叙事功能;小乘佛教将梦作为化解重大事件的途径,反映佛教内容的志怪小说经常运用直叙手法,将梦境与现实融合一体;而道教则认为梦是人精魂散失导致的幻象,认为无梦才是修炼者的理想状态,强调圣人不梦。在道教梦幻小说中,作者只是如实地记录梦境。魏晋六朝文人将儒释道的梦观念融会贯通,在志怪小说的创作中,梦成为结构作品的重要手段,由此增强了志怪小说的审美张力。     

道教存想致神的思维方式与《聊斋志异》的幻想故事

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密切,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大多数幻想故事的构思方式就深受道教存想致神思维方式的影响。男主人公在摄想凝思之中遭遇异类,实现了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人生愿望,作者在杜撰这些幻想故事的过程中也达到了自我疗伤的创作目的。     

论葛洪对神仙道教发展的贡献

汉末至魏晋,道教从民间蓬勃兴起,并逐步发展为神仙道教。道教信仰的核心是神仙信仰,东晋著名道教学者葛洪,著书立说,对以往的神仙信仰和各种方术作了系统地整理和理论上的阐述,并对民间道教和某些“流俗道士”的言行猛烈攻击,这对道教从原始民间宗教向成熟的以仙道为中心的官方宗教的方向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代方士信仰的民间性质辨析

道教的诞生,与汉代方士信仰有着直接联系。在汉代,方士是最活跃的宗教信仰传播者,但是,关于其信仰的民间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晰的描述。从主流社会的排斥、传播的民间色彩看,方士信仰具有民间性质。因其民间性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信仰发生对抗的信仰;因有民间传播组织的存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实体。对抗性的存在,使方士信仰获得了宗教品质的升华,促进了新的宗教产生;同时,也为我们的辨析提供了理论意义,即汉代民间宗教发展的形态和道教产生的必然性,并因此可提出这样的设想:在方士大规模出现的秦汉之际就有了道教的雏形。     

汉魏六朝志怪中的佛教惩劝

佛教对志怪小说的影响，早在汉魏六朝的一些志怪小说中便已显露出来。佛教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主要分三种类型：一是佛经譬喻中精变故事对志怪小说题材来源的影响；二是佛经地狱轮回观念与中国传统善恶报应观念的融合在志怪小说中的表现；三是增伽幻术所寄托的空幻思想对志怪小说意象与理念的渗透。三种形式相互作用，从而构成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基本的宗教精神。     

《搜神记》故事的民间信仰及其文化模式举隅

干宝《搜神记》是著名的志怪小说,因其对民间生活与神怪信仰的直接反映,可视为研究古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史料。通过故事抽样可见其民间信仰的模式特点：民间相信无名神祗可以定人生死,但是其兼具通融人情的特点;平民百姓的日常修为,可以作为与神商讨自救的资本。这种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     

《聊斋志异》民间性溯源

《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 ,却有着浓郁的民间情趣 ,有着浓厚的民间基础。这种民间性源于作品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题材写法的吸收和改造、作品的民间来源、蒲松龄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点等方面。     

唐前志怪故事中拟人化蛇意象的文化阐释

将动物人性化是保存下来的早期志怪小说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动物故事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当时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最有力证明。文章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有代表性的"蛇"故事文本的阅读分析,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志怪故事的产生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内容,在报恩观念和幻化观念中寻求人性化故事的合理解释,获得对中国民俗信仰的深层理念和中国文学生命移植原理的认知。     

中土观音应化信仰的文化土壤

观音应化信仰是观音信仰体系中的一种类型,其渊源应该追溯到印度佛教.但观音应化信仰在中土的流播和发展,却是与中土诸种文化土壤息息相关的.原始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佛教自身、道教等,都对中土观音应化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这一理路的考察,对于认识和理解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疾病的隐喻:清前期天主教传播中的医疗文化

清代前期伴随天主教逐渐深入民间传播,其在民间医事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传教士不仅通过施药治病以换取社会好感,直接吸引民众入教,而且通过围绕疾病所建构出的一系列社会想像,在民间社会中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为争夺宗教传播空间而展开激烈竞争.在传教过程中,天主教的圣水、十字架、念珠等物品及各项圣事仪式的驱魔治病功效,曾经被传教士与教徒有意识地加以放大.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所呈现的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之间的仪式对话,是天主教医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异苑》与楚地宗教生态

南朝志怪小说集《异苑》中有多则故事涉及楚地区的民俗信仰、巫风、早期佛教的传播等问题。考察以上问题,有利于了解六朝时期楚地的宗教生态。     

“志怪”与“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为一动名词组,是一种以记载描述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而后者则属于小说题材类型之一种,是小说发展演进中一种较为规范和定型化的创作模式,故后人又称其为"志怪模式"。从其产生和发展看,由"志怪"到"志怪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其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看,"志怪小说"基本上是"志怪"这一创作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这使得"志怪小说"更接近于后世小说的概念。     

道教对魏晋南北朝人鬼恋小说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人鬼恋故事占有相当比重。此时,风行的道教对志怪小说中的人鬼恋故事产生了重要影响。人鬼恋故事的形成及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情节设置都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开拓了人鬼恋小说的题材领域,人鬼恋故事也因此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