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金融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跨国权益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资产转换为资本的视角

文章利用30个发展中国家1996～2009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制度质量、金融发展对跨国权益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质量对权益资本流入呈显著正向影响、对权益资本流出呈显著负向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跨国权益资本的流动.据此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本国金融市场的同时,应重视全面提升制度质量,通过健全产权制度、强化对投资者保护机制,确保合同执行的质量、提高司法体系的执法效率,以提高本国资产转换为资本的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完善我国税收优惠政策 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竞争

以税收优惠为表现形式的国际税收竞争日趋激烈,这对各国税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辩证的对待国际税收竞争,改革和完善我国税收优惠制度,使其在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同时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区位所得税与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近来＂两税合一＂论题已成为政府、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本文运用全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与FDI的动态关系进行检验,从实证角度揭示了全国及各大区域税收因素与实际利用外资额并无显著相关关系,由此得出税收在我国各区域吸引外资方面作用都不明显的结论,＂两税合一＂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     

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基于营商环境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财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路径，探讨营商环境在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营商环境能够调节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分地区看，营商环境对东部地区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的调节力度要强于中、西部地区；分产权性质看，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的调节力度要强于国有企业。     

异质性视角下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3—2017年中国上市对外投资企业的面板数据，探究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速度、对外投资质量影响的内在机制与效应差异，同时检验了制度距离、高管综合资本等内外情景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女性高管参与会抑制企业对外投资速度的提升,但对企业对外投资质量的改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效应存在层级差异，制度距离因素的引入会削弱女性高管参与对企业对外投资质量的积极作用，企业高管综合资本对女性高管参与效应的调整作用不显著。该结论为企业在转型时期的人力资源配置优化与战略衔接提供了实证依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工资收入差距问题——基于外资进入的微观视角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外资流入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文章从内需视角重点探讨了行业外资溢出如何影响劳动者收入进而促进国内大循环。借助1998—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文章经验考察了外资流入影响工资差距的水平和垂直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外资流入对工资差距的水平和垂直效应有所差异，主要体现在行业的上下游之间：行业内外资进入虽然会拉大企业间工资差距，但效果不明显；而上下游外资进入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更加显著，上游外资溢出对工资差距存在扩大效应，下游外资溢出对工资差距存在缩小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生产效率和劳动技能结构的改变也会间接影响工资差距。在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的当下，文章对充分利用外资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制度环境、技术创新资本流动与区域发展——基于空间集聚视角的研究

本文旨在考察技术创新资本的区域间流动在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制度环境作用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之后,测算了技术创新资本区域间的流动量,结合制度环境指数,利用1999-2016年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从本地和空间两个方面验证了其对区域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在技术创新资本流动中起中介调节作用,制度环境越好,技术创新资本流动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越显著,对区域发展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制度环境对技术创新资本流动的促进作用按照东北、西、中、东部的顺序不断增强,考虑不同形式的空间权重矩阵以后,这一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结论强调了制度环境的优化可以促进区域之间技术创新资本的合理流动,进而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制度环境对外资区域分布的影响:来自中国120个典型城市的证据

文章论证了由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和政府干预三项制度变量构成的区域制度环境与在华外资区域分布之间的联系.通过对中国30个省级辖区中120个典型城市的计量检验发现,城市层面和省区层面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制度环境的改善以及政府干预水平的降低,均能促进城市中外资的流入,提高城市工业部门中的外资渗透度,其中省区层面制度变量的影响更为显著和稳定.在排除地缘因素和城市等级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城市间各异的运输成本、工业基础和集聚水平、政策优惠也会影响外资分布.这为理解在华外资的区域分布失衡提供了新视角,也为阐释中国以对内改革推动对外开放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经验支持.     

税收激励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这一点在理论上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因此世界各国竞相出台税收激励政策吸引FDI.国内外文献对税收激励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中的影响以及有效性没有一致的结论.实践中,政府使用的税收激励工具是否有效,决定于多种因素,包括本国的投资环境、跨国公司的特征与动机、母国的税收政策等.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税收激励是成本很高的促进投资方式.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激励措施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政府还应着力改善基础设施、完善制度环境、提高人力资本等.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重心及中国的参与策略

虽然在国家利益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还存在诸多难题，但它可从三个方面重点突破：渐进式的调整外国对美资本流入、缩小美、中两国间结构性贸易失衡及为失衡调整建立必要的政策协调机制。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需坚持“以我为主”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加快东亚区域自由化、扩大内需、渐进式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完善外资引入政策。     

旅游发展、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0-2017年东南亚地区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旅游发展、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人力资本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考虑投资质量、东道国内部环境等因素.东南亚国家借助已有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大力改善其内部环境等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东道国外资政策演变

在跨国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外投资的动因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重点。而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则是根据学者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结论而发展变化的。东道国外资政策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激励性的优惠外资政策;投资促进性政策;强调产业关联性政策。研究显示,执行与出口促进贸易政策相一致的FDI输入政策的东道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比较成功,而执行与进口替代相一致的FDI战略经济体则没有从FDI获取太多利益。     

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PPML回归分析

伴随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日益重要。基于2003—2018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多维距离对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与经济自由度提升有助于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阻遏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修正的地理距离可以增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且助力出口。我国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时,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持续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FDI对东道国工资效应的实证分析——以张家港市为例

在对外国直接投资(FD I)对东道国工资外溢研究作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对张家港市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FD I的出现通常会影响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但在张家港这类引进外资居全国前列的县级市,内外资企业之间劳动力成本已经没有多大差异,因此目前应该注重提高外资引进的质量,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应尽早改变对内外资不同的所得税法。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

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两者应同步发展、相互促进。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政府激励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税收激励政策的特点与效应,以及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为如何制定税收政策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境外所得税收综合限额抵免效应研究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的计算虽是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中一个简单环节,但不同的计算方法对ODI的影响也不同。国内学者普遍呼吁实行综合限额抵免,但政府基于税收以及东道国反应的考虑而迟迟未实行。研究表明综合限额抵免确实能够减轻投资者税负,达到激励ODI的作用,且在延期纳税条件下,政府顾虑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我国还是应该变分国不分项限额抵免为综合限额抵免。     

中国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研究——多重制度环境下的资源视角

制度理论的引入,为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研究中对母国与东道国环境差异的刻画提供了良好的框架。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存在多种类型的制度差异,但还没有充分辨识出这些制度差异对进入模式选择的不同影响。通过对中国210家上市公司2008—2012年间发生的538项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实证研究发现,相比文化差异,规制差异对技术资源与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加明显;而在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分组检验中发现,在进入制度评分比中国高的东道国时,相比规制差异,文化差异对资源与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加明显。以上研究为更全面、细致地理解制度理论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进入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实践指导。     

FDI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增长、出口和技术进步作用的检验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存在利大于弊和弊大于利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从而导致对待外资支持或反对两种态度.为此对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适当拓展后，对我国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出口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基本支持第一种观点，即吸引外资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应当继续扩大吸引外资．     

FDI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增长、出口和技术进步作用的检验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存在利大于弊和弊大于利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从而导致对待外资支持或反对两种态度.为此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适当拓展后,对我国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出口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基本支持第一种观点,即吸引外资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应当继续扩大吸引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