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咏物赋略论

建安咏物赋作为建安时期赋作的代表,不仅在数量上超越汉代咏物赋,而且在时代审美情趣的变化、文人宴饮娱乐精神的影响下呈现出繁荣的文学局面。建安咏物赋不仅在数量上比两汉咏物赋增加很多,而且在艺术创作上,赋家在继承前代赋作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赋家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更进一步融合,在赋作中比兴寄托手法的日渐成熟,使建安咏物赋成为汉代咏物赋与晋代咏物赋文学延续中的重要环节。     

从情与物之关系看汉代咏物赋的嬗变

从状物与抒情之关系来看,汉代咏物赋可分为三种类型。情物组合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部分与抒情部分被人为地组合在一起;情物渗透式咏物赋的特征是作家的情感逐渐渗透到状物之中;情物交融式咏物赋的特征是状物与抒情和谐交融,感情真挚,作家主体形象鲜明。汉代咏物赋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歌功颂德到体物写志的嬗变——论汉至建安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中国辞赋文学以散体大赋为正宗,而以短篇小赋为别体.汉末建安之际赋体变革,咏物赋篇数增多,多为短篇且富有文学情趣,成为赋体文学发展史中的奇葩.汉代咏物赋在创作主旨上呈现出歌功颂德的倾向,辞藻华丽,而在东汉末期咏物赋开始向抒情的楚骚传统复归,形式短小,这种端倪在建安时期得以成熟,真正走向了体物写志,呈现出题材多样化、描写通俗化、语言口语化、审美抒情化的特点,成为赋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汉代咏物赋的模式及其变迁

在对汉赋的研究中 ,骋辞大赋和抒情言志的小赋受到高度重视 ,而咏物赋则几乎面临被“默杀”的境地 ,少有研究者问津 ,这与咏物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相称的。细读文本 ,我们可以发现 ,汉代咏物赋有四种咏物模式。这四种模式在反映汉人审美意识、承传艺术特征、开拓艺术手法方面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其中物以明德和物以彰德是两种基本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物以比德和物以入景两种模式 ,前者在中国文学比德说的系列中应是一个重要环节 ;后者不但具有开创性的场景描写 ,而且通过弱化咏物、强化情的因素催发了抒情小赋 ,这种模式变迁的意义提醒我们重视对咏物赋的研究     

汉代抒情赋的人性回归

汉大赋主要反映汉代主流意识,而汉代的抒情赋除反映汉代文人政治情结外,世俗生活、男女情感是其重要内容。无论西汉还是东汉,所涉及的男女情感,特别是对女性形体、男女之间性事的表现,还不是追求感官刺激,主导方面是审美的愉悦;但也能看出东、西汉审美情趣的细微变化。抒情赋题材的扩大,也反映汉代特别是东汉后期文学表现世俗生活、人性情感方面的进步。汉末文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对魏晋文学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两汉抒情赋论

两汉抒情赋与讽颂赋并羁而行,也是汉赋的大宗、它受骚赋的影响,或以骚体抒发自我之情,或以骚体代屈原抒情。或弃骚体而用新的抒情体制。三种不同的形式在抒情上有真情和矫情之别,都以生不逢时为情感主旋律,怀有深切的人生感伤。它们注意表现赋中的抒情主人公,与自我的情绪相吻合。同时,以寄情于物,寄情于人及自然,使抒情赋也具有婉转的风格。东汉中叶,抒情赋风发生转谈,张衡以《归田赋》寓情于景和赵壹以《剌世疾邪赋》寓情于理,分别构成自然清新与自然沉郁两种趋向。使抒情赋走向新的时代。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夏侯湛咏物赋论

夏侯湛是西晋著名辞赋家,以才华出众称誉一时,声名仅亚于潘岳.其咏物赋成就尤其突出,或借物以发直道难爽之愤,或托物以言守正不移之志,或假物以寄恬淡寡欲之意,运用象征和联想的手法,借物寄意,托物抒情,使咏物赋既深刻又含蓄,具有慷慨任气,寄托遥深的特点.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     

论魏晋南北朝的象征赋

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指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从字面上看,这类赋是写某一客观物象,似乎是咏物赋。但作者在作品中所着力的并不是描摹这一物象的具体外形,而是重在物象的品质、遭遇等方面。在这里,创作主体本身通常不出现,而是通过对客体的吟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对社会的看法。客体充当主体的代表物。这样的客体在作品中就具备了某种象征的内涵。它们与客观描写事物的咏物赋不同,又与抒情小赋中那一小部分“托物言志”式的局部象征有很大的差异。     

《焦氏易林》咏物诗探析

《焦氏易林》是西汉焦赣所著的一部占筮之书,但其文辞颇有诗歌艺术价值。《焦氏易林》的作者运用易学象思维的方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诗,所咏之物林林总总,包括虫鱼鸟兽、植物和无生命之物,与汉代咏物赋相映成趣,渗透着浓郁的生命意识和天人感应的思想,有些作品与宋诗的某些审美取向仿佛相似。焦赣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大量创作咏物诗的诗人。     

抒情化·寓言化·表演化——建安咏物小赋探析

作为建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安时代的赋作同当时的整个文学一样呈现出抒情化和小品化的趋势。在咏物赋的领域里，动物赋表现出较强的抒情化和寓言化倾向，静物赋受当时同题共作风气的影响，表演化的创作使其抒情性大大减弱，同时也助长了因袭与讲究形式美的倾向。动物赋与静物赋所表现出的差别体现了审美移情说的一般规律     

汉赋创作理论初探

汉赋在它四百多年的发展史中,伴随着时代政治兴衰的变迁而几经演变,大体说来,形式上由骚体到散体、诗体,篇幅上由短到长复短,体裁上由抒情到叙事、言志,手法上由借古讽今到托事讽谏再到直言时弊。不论如何变化,汉赋始终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体,代表了一代文学。这不仅取决于帝王贵族的爱好、以赋仕官的需要,而且受到一定的创作理论的     

汉魏六朝咏物赋体物日常化与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经验的转捩

从审美角度重新认知汉魏六朝咏物赋,是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抒情方式及自然审美经验新变的重要途径.在创作方式上,汉魏六朝咏物赋通过把原始自然审美观念作用于对物体及精神层面的摹刻,使"体物"对象得以延展,从而为中国传统审美视域的扩展创造了条件;其次,汉魏六朝咏物赋的表现对象从目力所及之物向外部自然推展,体现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和俗...     

张衡《髑髅赋》解析——庄子对汉魏抒情赋的影响

张衡在东汉可谓是"士"的先知先觉者,他以<庄子>"髑髅"命篇的<髑髅赋>,是汉赋中第一次仿庄子寓言而作的抒情赋,以知命为解脱,体现了张衡对人生的一种理性认识.此后汉魏赋家多有此类作品,<庄子>"髑髅"作为论及生死的文学意象因此在魏晋得以传播,张衡的首开之功是值得肯定的.     

萧纲赋考论

现存萧纲赋按内容可分为述志赋、抒情赋、咏物赋、宫体赋、游戏逞才赋五类,其中宫体赋最有特色。萧纲宫体赋的描摹程式是由咏物到咏女性,写作倾向上只为描摹而描摹,不动感情。由此推理,萧纲对赋的理解相当通脱,题材无所约束,描写无所顾忌,符合其"放荡为文"的文学观。《悔赋》作于侯景乱中,是萧纲少有的严肃主题的作品,萧纲借此痛定思痛、批判现实,表达勘定战乱、中兴国家的信心。《悔赋》与宫体赋主题截然不同,这对于反思宫体文学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王船山赋的思想意蕴

从思想寄寓到情感表达,船山赋都深受屈原赋的影响,其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哲人之赋丽以思".其辞赋主题或关乎家国,或著意于人性与人生,不少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他明亡以后的政治生活与斗争经历,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及其无法摆脱的的遗民情思.特别是其咏物赋,取譬引类,托物言志,或表现其高洁人格和不同流俗的生活方式,或表达他对永恒哲理的体认,赋中所描绘的各种物象通常具有人格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