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本质是公权力

段凡在《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撰文指出,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一则基于权力主体而言,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公权力主体。政党并不是国家机构,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历史、国情等原因,执政党的决策和指令,能够通过国家机关得以贯彻和实施。所以,执政党的权力也是公权力。二则基于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权力准确地说应该是公权力,而不是所谓的“私权力”。     

公权力的异化与利益失衡

公权力的实质主体与代理主体分离、公权力的可交换性、低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不彻底导致了公权力的异化 ,公权力的异化使得公权力的职能从满足国家、社会需要的一种力量蜕变为满足掌权者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的一种手段。个人私利与小集团利益的膨胀必然损害社会利益或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 ,由此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因此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遏制公权力的异化 :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建立与完善分权与制衡的制度 ;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 ;以法律制度来控制权力     

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及其主要指向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其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它是权利的基础性权能之一.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更深刻昭示了公民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主要指向国家公权力的立宪主义精神.我国传统宪法理论否定基本权利应主要防御国家公权力,是典型的理论误区.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标准的重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违背了行政诉讼的目的、混淆了实体和程序问题、造成权利救济的范围狭窄、导致被告的确定复杂化,因此亟需进行重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应当以行政公权力行为为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使行政公权力的其他组织甚至船长、机长等均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     

论危险状态下公民生命权的保护——超级玛丽”案的启示

"超级玛丽"案表明,在危险状态下实施对公民生命的救助,必须正确认识生命权在宪法中的地位,处理好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宪法的价值取向以及生命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关系上可以看出,生命权在宪法基本权利中处于独立的首要位置,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上,公权力为保护公民生命权而设置,具体警察权的行使应该以生命权优先的理念为依归。     

从“沉默权”看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

从＂沉默权＂的制度作用可以追踪到现代国家之中公权力所必须承担的宪法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以宪法内容的权力—权利两分法角度观察,该种举证责任在既定的宪法秩序之中产生,分为权力分配与设立中的＂肯定式举证＂和公民权利限制中的＂否定式举证＂。在当代国家,这两种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通过立法（广义法律）进行,其结论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既定的立法程序。进而,公权力在宪法上的举证责任,于宪政秩序的建设中也就承担着合法性之证明的作用。     

论公司法视野中的国家公权力

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内容主要有三项,即登记权、公司经营监管权与宏观调控权,由此而使公司法中的国家公权力既具有权力的一般特点,又与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有所区别。文章的重心是分析公司法中国家公权力的界限,因此在第二部分提出了为国家公权力设限的必要性及其理论依据,然后才具体指出国家公权力在现代公司法中的三个界限是公司权力、公司权利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     

宪法基本权利有效实现的路径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重要的宪法问题。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权利观念比较薄弱,宪法文本规定的基本权利在现实中尚未完全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的有效实现,关键在于在坚持正确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通过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备基本权利立法、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依宪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对弱势群体权利进行倾斜性保护等路径使宪法基本权利得到有效实现。     

非政府公共组织之处罚行为的性质和范畴

随着社会多元化和公共行政的发展,公共事务权力不断从政府向社会转移,非政府公共组织作为公行政的主体也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然而其在自治管理过程中,往往依其规约或者行规对其成员行使一定的制裁权,那么这种处罚的性质如何,和国家垄断的行政处罚有什么联系,能不能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等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通过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处罚的法律性质分析可知,如果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公行政事务管理过程中渗入公权力的因素,那么该权力就应具有准“行政处罚”的属性,应当纳入行政规制的范畴。     

开辟公法研究新的理论阵地——《公法研究》开栏引言

公法的繁荣是私法发展的前提。约束公权力的行使,是宪法与行政法等公法的重要任务。没有公法的繁荣,就不可能有私法单方面的完善。私法上的权利确认来源于公法对权利与权力疆界的划分,也就是公法确认权利的范围,没有宪法、行政法等公法对利益资源的合理分配,必将导致私法上的权利规定严重缺乏,窒息私法的发展。我们有理由说,私法的发展有赖于公法的兴旺。     

论宪法关系的双方主体--从保障基本权利的角度看

传统宪法学普遍认为宪法关系特点之一就是宪法关系的一方通常总是国家或国家机关。笔者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宪法关系中双方主体可以同时是社会组织或个人 ,而不一定要至少一方是国家或国家机关。从宪法发展史来看 ,从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开始特别是“二战”后 ,早期传统宪法的社会基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权利不仅易受国家权力侵害而且越来越易受其他个人或社会组织侵害 ,又由于普通法的漏洞 ,因此必须由宪法来调整和维护社会组织、个人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其结果就是 ,社会组织或个人构成宪法关系的主体双方     

论权力应是公权力

权力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之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将权力限定在社会关系之中。权力是社会关系中的特定影响力,是一方社会主体所拥有的,对其它社会主体的强制性支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使得后者服从前者的意志。权力具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三种形态,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属性。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     

构建和谐社会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责机制分析

和谐社会的惟一可能性在于宪政体制下社会多元化力量的出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多元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机制的划分与制约。为了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对各参与主体进行合理的权力与责任划分,在政府内部,进行纵向的各级政府权责划分和横向的部门间权责划分;在政府外部,要对民众、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等其他主体进行权利的授予和制约。     

理性思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公民的监督权与政府的克制义务

研究公法,重在研究其核心——公权力,特别是如何规范公权力的赋予和运行,把日益扩张膨胀、专横霸道的公权力关进适当的笼子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运用公民的公权利来制约国家的公权力。公民的公权利,核心是政治权利。近年时有发生公民行使公权利批评揭露政府及其官员的弊案,与政府的公权力发生矛盾冲突而被非法问罪。该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对待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公权利（舆论监督权）与政府公权力的克制义务的公法关系问题。政府及其官员在事关其公务行为上无权提起名誉权诉讼。     

论工会权力与会员宪法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工会权力①作为一项隐蔽的社会公权力,其权力行为如对劳动者组织工会享有批准权、将工会会员资格与分享公共福利挂钩、调配处置下级工会财产等,已与会员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如结社自由、财产权等发生冲突。而在现有法制框架内,囿于民事诉讼审理对象之有限性和行政诉讼受案标准之藩篱,二者冲突的诉讼协调途径遭遇梗阻。"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权力必有规制"之基本宪政原理,要求宪法必须发挥其"公民权利保障书"和"权力规制最高法"的效力,有效规制工会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通过构建宪法诉愿诉讼制度,能够弥补诉讼协调机制之缺漏,进而有效化解工会权力与会员权利之间的冲突。     

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公权力

经济法是公权力进入传统意思自治领域的结果,与公权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公权力的存在是经济法的一个特质,经济法在历史舞台上的兴起可以归结为两个可以相互独立的原因:一是市场失灵;二是为了应对社会化所致的社会问题而借助公权力对包括市场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合理性.经济法在用公权力去矫正权利失衡的同时,自身也要受到来自形式理性的制衡和它的对立物--权利的制衡.经济法在实现自己价值追求的过程中,应当着力规范公权力运行,实现经济法治.     

休息权的权利主体新论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休息权的权利主体是劳动者.但劳动者的外延小于公民.休息权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一项自然权利和应然权利.《世界宪法全书》中共有30部宪法将休息权确认为宪法权利,相关规定可以分为公民模式、劳动者模式和复合模式,其中公民模式和复合模式优于劳动者模式.《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休息权主要规定为劳动者的权利,而《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享有休息权.建议我国在修改宪法时,休息权的权利主体的规定采取“公民＋劳动者＋儿童”的复合模式.     

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公权力运行逻辑

民族村寨的治理是社会学、法学、民族学甚至人类学共同关注的话题。从逻辑进路上,既有传统公权力的单向治理维度,也有现代的公私权的互动共治。在对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分析框架下,如何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运行轨迹限制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职能界限内,并在民族村寨复杂的民族文化习俗中使自治体管理价值最大化,将国家层面和民族村寨场域的不同治理范式通过下沉后的自治体进行社会秩序的有机调适值得关注。近年国家拟建立自治体下沉的村治试点,其目的在于削弱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的渗透,扬私权抑公权,将公权力的运行和村民私权的保护纳入现代化的法治治理逻辑中,进而凸显新时代民族乡村振兴中权力与权利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