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

两宋政府十分在意对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用心整顿民间信仰,一是通过编修祀典及神祗位阶赐额加封制度将部分民间祠祀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体系--春秋以时祭祀;二是不断针对祭祀对象、祭祀行为和祭祀组织,颁行禁令,取缔禁止"淫祠淫祀".     

明代山东民众信仰的多样性

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明确规定了国家允许进入祭祀的神灵。为了强调正统信仰的合法性，明太祖从法律上强化官方宗教，洪武三年六月禁淫祠制日：“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卷五三,P1037页，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但明中叶以后大量民间信仰开始进入国家祀典，民众信仰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从清季民初的民间祭祀看三峡地区的民间信仰

民间祭祀活动是展示信仰风俗的主要方式。三峡地区民间祭祀活动十分普遍,大致可以分为祭祖和祭神两种类型。通过对三峡地区民间祭祀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三峡地区民间信仰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包容性和实用性、畏惧与依赖心理、俗世性趋势的复杂纠合。     

灵渠“四贤信仰”研究

在灵渠运河两千两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其水利工程不断发展与完善,其附属建筑祠庙也在不断修建。在灵渠运河流域众多祠庙中,纪念对灵渠工程具有重大贡献历史人物的"四贤祠"是独具灵渠信仰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四贤"祭祀在灵渠运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四贤祠"是灵渠运河维修与持续发挥功用所产生的,对"四贤"的祭祀属于民间信仰的一种。     

半官方化: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双仪式结构

古代地方政府在信仰的操作上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将国家正统礼仪和民间信仰仪式改造为半官方祭祀仪式。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半官方化过程,展示了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神灵格局的分配安排、宗教神灵在地方的意义转换、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影响等。地方政府通过列入正祀、更换神像、官民同祀、表述神话等途径,构造出儒家人鬼祭祀与地方神祭祀的双仪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嘉州赵昱信仰的影响力、兴盛程度与衰亡趋势。信仰的"半官方化"现象极其复杂,其内涵在地方知识与流动状态中得到体现。     

面向社会的认同与共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人的信仰方式

中国信仰常常为民间信仰、民族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三大类型,并且把中国人这三种信仰方式与国家、社会、个人等重要概念相提并论;在这些信仰类型及其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践行社会主义主流核心价值观,建构与核心价值观公共认同及其共识的信仰方式,将是核心价值观如何在信仰层面得以实践的重要方式与社会基础与重大问题,特别是在连接国家与信仰者个人之间的社会价值观层面,真正建构社会层面的信仰认同,使每一种信仰方式都能够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此乃当代中国信仰实践与信仰共识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当代中国信仰复兴与建设的根本路径。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空间考察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清代官方对祭祀背后所承载的神灵认同十分重视。在政治的场域中,祭祀空间主要开展以祭天地、祭历代帝王为主的祭祀活动;在城市生活的场域中,民间庙宇和祭祠是民众的主要祭祀场所。     

“汪公菩萨”信仰空间扩张的人类学考察

从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社会的"祭祀圈"与"信仰圈"概念出发,以20世纪80年代民间信仰恢复以后的高湖村"汪公信仰"田野资料为基础,将信仰空间从"祭祀圈"到"信仰圈"扩张过程与"汪公信仰"发展历程相关联,通过对汪公出会仪式过程的描述以及对祭祀对象"汪公"从"私家神"到"村落神"再到"区域神"信仰空间格局扩大的研究,阐发地方性神灵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建构的积极意义,为助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些思考。     

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产生于频繁的治黄、治运、治淮实践活动,有缅怀型、敬畏型、厌胜型三种类型。缅怀型治水信仰的崇祀对象是现实存在的生前治水有功之人,是传统社会崇贤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敬畏型治水信仰最显著的特征是祭祀对象的神格化。与缅怀型、敬畏型两种治水信仰不同的是,厌胜型治水信仰并没有特定的祭祀对象,而是通过设置镇水器物以镇水患。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治水信仰的多样化、类型化和系统化发展,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它反映的是淮河流域各地官府和民间社会持续进行治水活动的一个变动过程,是人文减灾的重要内容。     

秦汉风俗与"祀典"及其民间信仰演变——以宁夏固原历史经历与民间信仰变迁为例

祭祀风俗与民间信仰,是宗教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固原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域中亚文化的碰撞交融地带,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域文化积淀深厚.传统典籍记载了早期固原祭祀与民俗文化的经历和表现形式,包括秦汉风俗文化对历代的影响;国家层面上的祭祀载体是朝那湫渊祠和六盘山;地方宗教文化的变迁,体现在龙王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当代意义上的东岳山、须弥山宗教文化活动,是民间宗教文化变迁的缩影.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试论五龙信仰的形成与演变

五龙在古人观念中是行云布雨的主神。它是在上古龙神信仰的基础上,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形成的。其形成时间并非一般所认为的秦汉时期,而是战国时期。唐开元年间,五龙神开始受到朝廷祭祀,进入官方正祀系统。至北宋徽宗年间,五龙神更被朝廷为敕封为王爵。不但如此,这一时期五龙信仰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祭祀五龙的神坛变成了祠庙,土龙变成了神像,拥有了人的形象。金代以后,由于朝代更迭和文化变迁,五龙祭祀退出朝廷正祀。失去官方色彩之后,五龙信仰在民间获得了持续发展,进一步人格化、职业化和地域化。     

碎片化的信仰——论民族民间信仰中的“文化化”建构

以民族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丽江地区的东巴信仰展开重点分析,就其所嵌入的现实关系、权力结构和信仰建构进行梳理。认为从传统社会继承出来,经历现代性的冲击,在地方权力、经济精英和信仰精英共存依赖的"民间信仰文化化"建构中,不同群体对信仰资源形成不同的攫取,以信仰、器物和仪式的统一整体出现的民间信仰遭遇肢解,"文化化"的表象背后潜藏信仰碎片化的逻辑。     

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与地方信仰

清代济南地区旱蝗灾害严重,驱蝗神信仰和龙神信仰格外受到重视。在民间,龙神信仰和驱蝗神信仰有着广大的信仰空间。而官方政权力量对于驱蝗神与龙神的不断祭祀与敕封成为驱蝗神与龙神在民间进一步传播、活跃的重要因素。驱蝗神与龙神信仰彰显了国家政权与民间信仰力量的良性互动关系,亦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宗教信仰的现世功利性。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祠神祭祀空间“旗冶的演成为中心

祠神祭祀空间结构的考察是理解乡村社会空间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田野访谈、地方民间 文献(碑刻、科仪书)及正史资料的系统剖析,呈现了以龙王神崇祀为中心的社会空间“旗冶的演成轨迹: 它最初源自明代边防军屯中的“旗甲冶,属于“军事型冶国家基层区划,继而又在“清初改制冶中变身为具有特殊政治经济功能的“民里化冶基层行政区划,延至民国则在保甲制度推行中被取缔了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区划的身份,从此成为纯粹的祠神祭祀空间。 围绕这一嬗变历程的讨论与以往证实的明清以降祠神祭祀空间多源于明初建立的基层组织“里社冶系统的研究结论形成了对比,揭示了长时间段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对国家军事型区划的继承事实及相关之变动,启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西北境内地域社会以祠神为中心的祭祀圈社会空间建构,既需要在动态的、长时间段的疆域史视域中特别重视国家制度因素的潜在性影响,同时也要关注国家制度与地方性、民间性因素作用关系的历史呈现与变迁。     

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内涵与神圣关系建构——基于粤东“夏底古村”的信仰关系研究

粤东夏底古村是一个有着700余年历史的黄氏单姓古村落,村内现存有四座黄氏祠堂、民间信仰玄天古庙、佛教居士林等崇拜场所。村落多元的信仰现状与相对单一的宗族关系,为讨论民间信仰的社会性特征及其神圣关系建构问题提供了可贵的案例。区别于韦伯、杨庆堃等学者对中国宗教信仰其组织与制度等形态方面的侧重,以涂尔干对宗教信仰的社会本源的理解以及李向平"关系-信仰"模式的理念,来思考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内涵这一看似充满世俗与功利色彩,却又涉及其神圣性根本的问题。     

清虚无为与血牲祭祀——从"鬼道"看蜀地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民间信仰常以血牲祭祀来祈求神灵保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间信仰就会试图革新,向更加成熟的宗教形态演变.道教有着相对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成熟的宗教组织系统,因而成为民间信仰转变的理想模范.西晋蜀地陈瑞的"鬼道"就是一种包含民间信仰和道教要素的混合体,它既把民间信仰常用的"鱼"、"酒"等物作为宗教仪式的祭品,也采用"天师"、"祭酒"、"治"、"传舍"等早期道教的组织形式.其发展过程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浓厚的民间信仰性质,后期组织日益庞大,向正统道教转变的轨迹日趋明显.     

信仰关系与地方行政权力的互动——以广东南镇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为例

不同类型信仰间的互动与其关系构成,是一个区域规则、资源网络运作的结果,其中行政权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关系变量。本文采用一个微观的视角,把信仰关系问题纳入到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网络,通过田野调查,对该地区十五年前的一次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事件进行梳理,分析在事件的起因、发展和解决过程中,行政权力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及其与地方信仰关系构成之间存在的关联与影响。文章认为,行政权力直接介入调配信仰关系固然效率很高,然而要建构一个良性的地方信仰关系,坚持法治,提供一个公正、平等的信仰间互动、实践的公共空间,或许更为可取。     

台湾民族学的祭祀圈与信仰圈研究

台湾民族学在西方欧美学术传统的较深影响下，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其在吸收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时，也注意与田野调查实际相结合，这显然是一条有利于创新的学术路线。本文所论及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原本是台湾汉人社会组织的一种，属于民间信仰范畴，是客观自在的社会现象，但在其研究中，以施振民、许嘉明和林美容等为代表的学者却将其深化为一种有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很值得广泛地借鉴和学习。本文主要叙述了这一理论与方法的形成过程、内涵及其所适用的研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