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以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为例

在中国乡村抗争研究中,农民抗争的动机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受损逻辑”。虽然受损逻辑能够部分解释抗争行动的发起,但却不能解释在利益补偿、伦理关系修复的情况下,抗争为何会继续进行。本文在对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推动抗争积极分子持续抗争的动机是一种由抗争行动本身带来的、突出的、不同于受损逻辑的“英雄伦理”。这种英雄伦理发展出了互助连带机制、等级区分机制和友情再造机制等三种机制,从而推动着抗争的持续进行。然而,这三种机制在推动抗争持续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内在的限制。最后,笔者讨论了“英雄伦理”对于理解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贡献。     

公民身份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思考——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

公民身份理论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新的思考路径,并有助于形成一种政治发展理论的中国话语。它不仅能够从其权利发展维度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予以历史性的分析,也能够从其参与行动维度对政治发展动力予以逻辑性的分析,实现历史与逻辑研究的有机结合。在公民身份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体现为民主政治与民生政治的双向互动,选择的是市场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相互交叉选择性演进的发展次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机制体现为体制内外的双向作用:公民身份作为国家主导的制度安排形成政治发展的体制内动力;公民身份作为公民呈现的参与行动形成政治发展的体制外动力。     

以舆抗争：农民维权方式的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土地开发、征地纠纷等引发的农民维权现象较为普遍,有些甚至升级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这些冲突,农民维权方式先后经历了＂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行为模式的演变。作为转型期农民维权的新方式,＂以舆抗争＂有其自己独特的产生原因和维权步骤,也有自身其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应,需要全面把握。＂以舆抗争＂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维权方式,而是会在特定的维权情境中以最优的效果和其他维权方式进行组合,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常见的维权方式,更加有力地表达农民的权利诉求,实现权利的维护。     

公民身份视野下中国底层阶级的形成

当前中国出现一种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是何种机制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检视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公民身份的角度对之做出解释。公民身份是一个同时包含包容性和排斥性的复合概念。公民身份的排斥性是造成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当前中国,农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在现行的公民身份制度安排下遭遇诸多排斥,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排斥。这些排斥机制造成相关社会层级的权利贫困和身份地位的底层化。公民身份的内在排斥性与国家的控制性思维紧密关联,只有改变政治控制思维以及以之相连的排斥性公民身份,才能遏制由制度排斥性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     

街头·行为·艺术: 性别权利倡导和抗争行动形式库的创新

2012年被媒体称为中国“女权行动元年”。通过考察这一年发生的“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和“光头姐抗议教育部”等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性别事件,文章分析了街头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新的抗争行动手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相比近年来抗争政治研究整体蓬勃发展的局面,国内学界对抗争行动形式库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首先对这一领域的理论视角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然后简要呈现街头行为艺术在中国抗争政治景观中的兴起。文章的主体部分围绕这一抗争行动手法的三个关键词——街头、行为和艺术,结合近年倡导性别平权街头行动的实证资料,详细阐述了它们各自对于抗争行动的意义及其对实施效果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从政策改变、参与动员和文化变迁三个层面,评估运用街头行为艺术进行诉求表达和政策倡导的成效。     

“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社会弱者并不必然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弱势地位,有时甚至拥有优势。在评述和借鉴农民维权抗争,特别是体现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农民底层政治的自主性作为分析农民的维权抗争的基点,同时将关注焦点放在农民维权抗争的日常事件上,从而发现了农民的另一种底层抗争的政治机制——“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本研究论述了弱者所具有的隐性力量及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进行抗争的作为,即回答了“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从而对学界以往对弱者的传统认识提出了修正。本文最后指出,“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抗争机制的研究对于社会管理与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追求公共善：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

公民责任是指公民履行与其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公共善的义务以及对行为后果的承担。当代西方公民责任研究的兴起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历史地看,西方公民理论家无论主张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公民资格都承认良好的公民素质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都对公民责任持肯定态度。现实原因则既是政治话语自然递进的结果、是民主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过度强调的权利的修正。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主要从四方面展开:其一,公民责任是公民维护民主政治的义务;其二,公民责任被视为公民美德的体现;其三,公民的核心责任是政治参与;培养公民责任具有多种途径等等。     

跨越国家赋予的权利？——对广州市业主抗争的个案研究

维权实践的屡屡受挫逐渐使广州业主抗争者看到了另一个层面集体诉求的对象--不合理的规则。于是,一方面,对规则制定权威的信任,促使他们改变抗争诉求,将反应性的规则执行参与行动转换为进取性的规则制定参与行动。另一方面,“有组织抗争”增进了跨小区层面的业主团结和相互信任感,将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业主个人的微观社会资本转换成为组织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被指责为与当地政府作对,抗争者在建构抗争话语和策略时不得不向国家靠拢,使得国家支配性的政治话语和国家赋权的一元性制度安排融入了动员结构进而规制了抗争行动。结果,业主们提出的进取性诉求,不过是倚仗高阶规则之权威要求低阶规则制定者兑现国家既已赋予的权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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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正义、德性行动与公民幸福——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城邦是古希腊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形态。城邦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德性行动是城邦共和政治的基础,是实现城邦正义的根本。公民幸福是德性行动的目的和归宿。梳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本位)—德性行动(手段)—公民幸福(目标)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不仅有利于丰富政治学理论资源,而且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草根如何抗争：一项关于草根型意见领袖的个案研究

在有关农民抗争研究中,大多表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事实上,草根型意见领袖并不必然具有被精英主义范式所强调的所谓“权威”、“地位”、“权力”、“魅力”,更不是由外界进入的社会精英。这些草根型意见领袖所拥有的,只是行动网络,以及网络中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研究发现,草根型意见领袖通过运用网络结构与资源来实现其意见影响力的逐级扩散;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之最终成败主要导因于其建构的行动网络之特质;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具有事件特殊性而不具有村庄普遍性;草根型意见领袖的意见影响力嵌入于并受制于村庄社会关系网络;草根型意见领袖所发起的网络行动可能导致村庄社会网络的重组。     

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

在农民维权事件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抵抗的组织性、政治性研究也随之深化。在现实层面上,此种取向有其必要性。然而,抗争是一个过程,在复杂的抗争之前,往往存在着原始的、简单的、农民自发产生的抗争方式。这些抗争手段是过往经验在农民记忆中的映射,出于自卫的本能,如自发形成的打砸、拦路、跪拜等等。作为行动上的表达,村民们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保护自己,尽管杂乱但也显现了一定的效用,如若处理不当,则会形成极端抗争事件;作为心理上的表达,村民以过往经验躲避灾祸,重构他们对行为的认知和意义。原始抗争方式的实施包涵了抵抗、延续和反思。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及其限度——公民身份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公平正义之省察

作为公民身份的要素之一,社会福利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利,是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根本保障,从而也是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可以分为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通过社会福利权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能够把自由与平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实在权利与积极权利,社会福利权的落实不能侵犯到公民的自然权利与消极权利,也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社会福利权为代价。     

论共和主义公民的美德

公民是伦理治理或善治的主体和关键要素.一个持久和正当的伦理治理行为,既是公民施行的治理,也是对公民实行的治理,因而就可以理解成是公民的“互治”.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解释所涵括的积极生活、爱国主义以及勇敢、宽恕与承诺等美德,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当下以个人权利为导向的“公民私人化”倾向,更加符合当代政治社会的公共性和重叠性情境.     

公民身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一种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共洽

公民身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两种解释范武都陷入了一种自身难以调和的困境.两种范武的内在紧张,根源于公民与国家的不同价值趋向.我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的缺乏,已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制约因素,公民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宣扬人格独立、崇尚宽容精神和强调政治参与.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民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农业文明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公民文化的资源,因而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公民教育,在新时期必须探寻公民教育新的有效途径.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的内部张力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体现了人类社会对弱势群体基本的人文关怀,但是其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这些张力贯穿在公民教育整个过程中。具体而言,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内部在地方性知识与外来文化之间、异质性取向的民族身份与同质性取向的公民身份之间以及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诉求与政治诉求之间等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     

平等的张力与诉求——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及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1949年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提出了公民资格理论,认为公民资格权利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构成,并详细描述了英国公民资格的发展历程,认为英国公民权利的发展呈现了线性发展的特征,“公民权利变成了集体谈判的基础,政治权利促进了公众舆论和国民意识,从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使用增强了争取社会权利的压力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社会各领域都受到政治国家的支配,公民资格权利难有实质性进展.改革开放后公民资格的三种权利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借鉴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在差异化的市场过程中,不断通过多元化的努力寻求公民资格平等的价值主张,是我们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不竭动力.     

论和谐社会公民身份的伦理向度

公民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情势下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和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企业公民——企业伦理,生态公民——生态伦理,网络公民——网络伦理作为公民身份与公民伦理可能的三个重要面向,其认同、建构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涉到公民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转。尚在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基于自身独特的处境及语境,在培育和发展具有生态文明精神的公民文化和公民伦理的努力中,使其自身不断得到确证、发展和成熟,最终达至社会生态的整体和谐。     

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抗争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性质、动因和治理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社会抗争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社会抗争的结构性影响;社会抗争的法学研究更多地从公民（主体）出发,研究公民权利维护和救济以及国家对社会抗争的法治;社会抗争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制度）出发,以抗争政治学为理论范式,关注社会抗争的性质和治理。本文分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希望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     

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互联网的出现对抗争行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逐年增多。由于这些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妨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回顾了在中国情景下的研究成果,包括互联网与抗争行动、市民社会发育等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对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