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政治与异族——论先秦华夏人群的形成因素

由于先秦时期华夏人群缺乏共有祖先的观念,而同一姓氏内由于政治利益和发展水平也产生了分化,使得华夏的形成并不主要依赖于血缘因素,而有赖于共同的政治利益和外部人群(夷狄)的压力。这也使华夏与一般意义上的"族群"有所区别,同时,华夏人群与所谓的夷狄之间的界限并非凝固的,为以文化划分华夏与夷狄提供了可能。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尊夏攘夷思想探析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历来被学界认为是宋代春秋学之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身处两宋之交,他亲眼目睹北方国土的沦丧,也亲身参加了南方偏安政权的建设。因此,在胡安国《春秋传》里,对时政的关注随处可见,特别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夷狄问题,胡氏更是关注颇多。本文将探索并分析胡安国尊夏攘夷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并简要分析胡安国对夷狄的态度。     

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历代论及春秋华夷关系，都是将楚、吴、越与夷、戎、蛮、狄部族相提并论。本文突破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分别探讨夷狄部族和楚、吴、越等夷狄诸侯与华夏诸侯的关系，认为夷狄部族与华夏是在文化对抗和对话中达到交融、同化或并存，夷狄诸侯和诸夏则在指向相同目标的斗争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了同化。华夏族最终形成于春秋末年，主要标志是夷狄诸侯与诸夏实现了同化。     

先秦时期华夏与“夷狄”的政治婚姻

先秦时期，华夏与“夷狄”既有兵戎相见，又有双方首领之间的联姻。这种联姻都与双方的政治、军事、外交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在此将其称之为政治婚姻。尽管华夏与“夷狄”联姻的类型不同，动机各异，但都在局部地区的持续稳定、民族融合步伐的加快以及“夷狄”对华夏文明的...     

从船山论史看其史论之精神原则

王船山论史主要围绕着历史中之天命、公私与时势以及华夏夷狄之辩而展开。从天命之尊严,到公私与时势,再到华夏夷狄之辨,始终贯穿一基本的精神原则,即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民族主义的固守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价值)的捍卫、继承和宏扬。船山史论尤其是民族主义对近世湖南乃至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影响深远。     

论王夫之的社会文明进化历史观

王夫之以文明为分野 ,论述了华夏文明与夷狄文明的“文野可变”和文明中心的“彼此迭相易”,在文明进化论和文明中心转移论下 ,提出了多元文明状态下文明契合的理论     

孔孟伦理思想比较

孔子主张臣民对君主要恭敬、忠诚、竭力供养;认为父母长辈应当慈爱晚辈,而晚辈则应当孝敬、赡养长辈;提倡夫唱妇随,互相恩爱;坚持华夏应当安抚和教化夷狄.孟子则主张君行仁政,臣民敬忠;认为父子要重恩情孝慈,不要互相责备;提倡男女遵守礼规,互相爱护;强调华夏要严正地管教夷狄,维持一统.     

胡安国理学地位探析

胡安国是宋明时期的著名经学家和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治学理念上承二程，下接谢良佐、杨时、游酢，在理学发展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胡安国对于心、理、性等理学范畴的研究虽尚未形成规范的理论体系，但其以心为本、心与理一的思想却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门的向氏弟子

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与宋代的开封向氏一族有深挚的交谊，向氏的很多子弟都是胡安国的学生，他们为湖湘学派的莫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

胡安国是南宋理学的开创者,其理学紧密结合国家的现实危难,所上《时政论》亦有学理价值。此外,胡安国还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尊奉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和程颐共七家之学说为撰述纲领,这是胡安国标举的思想旗帜。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传》成了考试指南。胡安国欲以自己的著作来顶替《左传》,这一点他没有办到。尽管《春秋胡传》具有理学的深刻性,但它却缺少史传文学的情节性和生动性。     

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与批判

宋代理学家胡安国曾与佛僧有过密切的往来,在佛理上有着较高的造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安国理学思想的形成,也为他批判佛教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对佛教“一心开二门”思想的吸收;二是“性善不与恶对”对佛教“性无善恶”论的吸收;三是“平常即是精妙”...     

胡门的向氏弟子

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与宋代的开封向氏一族有深挚的交谊,向氏的很多子弟都是胡安国的学生,他们为湖湘学派的奠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儒家之礼与夷夏之辨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古代用以分别华夏与夷狄的主要标准。礼尤为重视的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及男女之别,而这也正是夷夏之辨的主要内容。结合先秦儒家关于礼的论述以及《史记》、《汉书》等史籍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我们发现儒家所强调的礼与夷狄的文化特点之间存在着一种"凹凸对应"的关系,其原因在于儒家的礼正是在夷夏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形成和发展的。进一步的探究更能发现,夷夏两种文化也有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离不开各民族的努力。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先秦政治婚姻简表

先秦时期的政治婚姻,内容丰富,类型不一,目的多样,性质复杂,作用突出,特点鲜明,并对汉唐和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以简表形式,比较全面地概括先秦时期政治婚姻的基本情况。表１：华夏与夷狄的联姻序号时间出嫁者出嫁者身分出嫁对象备注资料出处１女阝贵氏鬼方氏...     

王者以仁义治天下的理路及困境——论董仲舒天下观念的内在张力

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王者来实现天下太平，董仲舒转而强调孔子天下观念中的仁义理念。在董仲舒的设想中，只要帝王奉行仁义，爱人律己，区分“内治”与“外治”,经由“京师—诸夏—夷狄”的“近—远”进路，仍然可以实现四夷臣服、百蛮朝贡的太平局面。可是现实中的天下并不太平，华夏与夷狄的矛盾终未消散。董仲舒为此又提出了“说之以厚利”并“结之于天”的方案。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文明类型。如此形塑的“天下”,才能克服帝国式的暴力治理与扩张。     

宋元之际─—异质文化流感与交孕的温床─—元曲盛因新探之一

戏曲何以独兴于元代，堪称中国戏剧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对此明代论坛即已联噪不绝，王骥德说：“至元而始有剧戏，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窍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主中华，而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曲律·杂议上》）王氏对宋元社会接样都的独异性投去惊异的一瞥，终因站在正统的“夷贱我贵”“尊夏攘夷”的立场上，不免捉襟见肘，吴牛喘月。“夷狄主中华”，绝非历史循环论者所指的通常意义上的“以暴易暴”式的改朝换代，元朝的建立，打破了“内诸夏外夷狄”的时空秩序系统，突破了汉人传统…     

王夫之夷夏观新论

明末清初的一代宗师王夫之,不仅在哲学上有创造性的贡献,在夷夏理论上也有独到的建树。在对夷、夏文明程度的理解上,他引入了动态的线性历史发展观的分析方法;在对夷夏的认知上,他主张夷夏同属人类,夷狄同样有做人的尊严;在对夷狄的态度上,他反对恃强凌弱的虐杀,主张友好相处。     

华夏的由来

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