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太平”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都提出了"致太平"的思想,都把"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但此时的"太平"社会理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太平"思想主要还是一种"太平"观念,还没有提升为系统的"太平"社会理想。到了汉代,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了秦汉之时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董仲舒还提出以"奉天法古"和实行王道政治来达致"太平"。经过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努力,"太平"社会理想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太平"社会理想的提出对汉代社会发展有着指引作用,同时"太平"社会理想也塑造着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对现实政治有着批判和矫正功能。"太平"社会理想深刻影响到现实政治的发展,对政教关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董仲舒思想析

董仲舒是汉代的儒学大师,今文经学的创立者,位至“群儒之首”。他的儒学思想是在承袭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要求广采博择诸家学说融汇而成的。春秋末期,孔子倡导纳“仁”入礼,提出一整套“德治”的方案,在当时不失为一大创见。可是这种所谓以仁义治天下学说的宗旨却在于实现“礼治”,以匡正被动摇了的奴隶制,稳定和巩固尊卑贵贱的传统旧秩序。董仲舒承袭了先秦儒家“德治”的学说,同时也吸收了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的“法治”学说,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他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指出:单一使用严刑峻法治民不能巩固封建统治。要求用孔盂以仁义治天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商君书》的 “重治”：一个本土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确定的治国方略。《商君书》的“重治”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商鞅之所以能够提出德法共治这样的理论构想，缘于其本身就是个杂家，其知识结构包含了儒法两个方面的内容。但秦国的政治现实、君本主义立场、对法律的过于迷信、二元对立思想等使商鞅放弃了“重治”，在秦国开创了一任法重刑、摒弃德政的治理传统。汉初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任法而治不施仁义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源，在儒法合流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新的德主刑辅说。德主刑辅、礼刑融合，使中国自汉以来开启了一个礼乐刑政综合治理的新时代。董仲舒的“新德主刑辅说”及其主导下历代阳儒阴法的治道实践，实际正是商鞅重治思想的有限历史呈现。德法共治是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历代治道成败得失的科学总结，重申《商君书》的“重治”概念，能增进我们在新时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文化自觉。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是西汉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他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分析当时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大一统与中央集权、民本、德政三项政治主张，其目的是为了王者的统治之道，并以“奉天而法古”的方式进行了论证，其思想对汉代政治的影响非常大。     

董仲舒的仁义观

仁义是董仲舒五常之道的核心,二者的特定内涵及交互作用对他的整个道德论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董仲舒提出仁义结合的处世之道,“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分别内外,厘定界线,发展了儒家的“人际关系学”及道德修养理论;他的这种仁义观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有利于理想人格模式的塑造,有利于普遍伦理的建设。     

论《庄子·应帝王》壶子“四示”的政治哲学意蕴

《应帝王》被公认为庄子表达“外王”思想的政治哲学文本，但其中着墨甚多的却是壶子“四示”神巫季咸的故事，后者的政治哲学意蕴并非自明，甚至在庄学史上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在《应帝王》整体的脉络中，壶子本人是“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的明王典范，其核心以藏身方式藏天下于天下，这即是王者自身必须保持有“不可相”的修养，而后方能保持天下的“不可相”,而天下的“不可相”则在“藏天下于天下”,也就是还天下于天下人。一旦王者之不可相脱离天下之不可相，则王者之藏身就是达成支配的法术(巫术是其一)而非道术。在更广的智识脉络中，壶子四示意味着将政治生活建立在政治道术而不是政治巫术上，政治巫术的核心是通过过度智性化方式以世界的透明化、规则化、稳定化消除渊默性、不规则性与变化的无常，以达成对世界的掌控以及对人的组织和动员，从而使得人们从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投身于人为作为正式秩序的政治空间，进而脱离正式秩序与非正式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这种政治巫术本质是一种支配性的统治技术。回归政治道术的可能性在于承认世界的不透明性、不规则性、偶然性与变易性，为包含人们的性命之情与生活世界的非正式秩序张本，将作为正式秩序的政...     

“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透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逻辑阐释

人的解放不仅是一种思想运动和价值追求，而且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性社会运动。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是每一个时代都关注的理论焦点和尚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历史生成的方式分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自由与解放状况。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设定，基于“现实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对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的参与和渗透，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自然共同体阶段“现实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与从属，剖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虚幻共同体内部“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与分裂，进而对未来真正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实现真正的统一进行设想构建，以此解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     

贾谊《治安策》与儒家政治秩序的重建

出于对秦朝灭亡的反思总结，贾谊提出以“仁义”“礼义”作为根本要道来治理汉朝，真正开启“治天下”的道路，彻底改变西汉开国以来的“取天下”格局。为了切实可行地达到这一宏大的政治目标，贾谊建议有罪官员自杀以免除刑罚。有罪官员的自杀有利于培养其气节廉耻感。作为国家中坚力量的官员有了廉耻感，不但有利于国家政治的治理，而且有利于优美、淳朴、厚重社会风俗的形成。良好的风俗有力地“托”起了政治，使政治不复堕落败坏。在贾谊主张有罪官员自杀的背后，潜藏着他重建儒家政治秩序的长远目的，这一目的在贾谊之后得以逐步地恢复和实现。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哲学问题，要能够深入理解其价值与意义，必须超越现代视野。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传统思想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探讨封建国家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从分析汉代思想家陆贾提出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论点入手，论述了这种论点的思想来源、内容、实质，及其与兴衰治乱的关系，作者同时又提出了对传统思想批判继承所应采取的态度，颇值得学术界研究和思考     

半部《论语》治天下 阅读谎言？历史实证？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流传甚久，相传出于北宋宰相赵普，《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引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解释“半部《论语》”，称“典出于此”。《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赵普”条称：“他少时为吏，读书不多，相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经常出现在各类文章著作中，显然各位引用者并未注意到，早在1970年，文史大家洪业先生就已撰写长文详加考证，指出“半部《论语》”只是传说，     

“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王安石的重要法律思想

王安石,是一位曾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誊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曾为挽救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领导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熙宁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是王安石在变法改革中提出来的重要的法律思想。他说:“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维持国家的政治统治,最重要的是有财。“理财”,是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思想,他希望通过“理财”。挽救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接着又说:“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治国理家的财力,最重要的是要有法律,故其为“理财”制定了一系列新法,有:均输法,农田水种法、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三重意蕴

坚持胸怀天下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至关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勾连历史与现实，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域下审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内涵要义，可以发掘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多重意蕴。其政治向度为：秉持和践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念，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其道德向度为：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坚持主持公道正义，秉持“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怀；其文明向度为：坚持文明多元共生，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在文明激荡中追求共同价值。     

“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行动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以《董学探微》一书相关内容为基点的探讨

董仲舒上书武帝对策的确切时间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行动中的关键性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有三个学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董仲舒对策中“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岁”一句能否作为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的证据;主父偃西入关见卫将军的具体时间;董仲舒上书对策时,夜郎、康居是否已“说德归谊”。若这三个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董仲舒上书武帝对策的...     

“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与社群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都将整体的利益作为重心，在人性论上都将某种社会规范纳入人的本性当中，在道德建设上也都强调道德的目的性。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像社群主义那样，在理想的状态下片面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人性为恶的可能性。因此，不同于社群主义在道德建设方面单纯强调“德性”的作用，董仲舒强调的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系，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审视，对于我国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漫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兼谈弘扬传统文化中的“诚”

漫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兼谈弘扬传统文化中的“诚”李泰年千百年来，广泛盛传着“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那么，《论语》果真有这么大的神通和力量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的精神境界吗，此处做一点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论语》是一部什么样的...     

儒家“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治基础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这在《公羊春秋传》中得到集中体现汉武帝通过对“公羊学”的推崇,使“大一统”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汉书·武帝纪》）中,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中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持天下一统儒学“大一统”的观念还有国家领土统一的意义。“大一统”的本意是说以统一为纲,以确立有序的社会制度来达到治平天下的目标为大孔子一生向往、歌颂、寻求“一匡天下”的“大一统”,这种理想就落实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也许用少数民族政治家对于儒家“大一统”的理解,更有助于说明问题。“和而不同”和“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大一统”使得中华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董仲舒与柏拉图的人性论思想之比较及其启示

董仲舒与柏拉图分别是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东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以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和柏拉图的“人性三分说”为理论出发点，初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二者在人性论思想上的异同进行初步分析探讨，从而启示我们对当今社会中现实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