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公信力刍议

执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对执法行为及执法结果的信服和认同，并自觉遵从的一种状态和秩序，它表明社会公众对执法行为、执法者的信任和尊重程度，也反映出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影响力。执法公信力以政治信任为基础，以社会认知为前提。公信力的核心是取得公众的“信任”，执法公信力的关键也是执法机关、执法人员、执法行为如何取得公众的高度信任。执法公信力有两个要素，即法律的权威性和执法的正当性。     

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提升途径

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作为一个具有双重维度的概念,包含了检察机关执法对社会的信用和社会对检察机关执法的信赖这两个核心要素。执法公信力的高低受到来自外部及内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提升执法公信力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外部及内部,从理念到行为,从个体素能和执法机制等多个方面统筹兼顾,齐下功夫。     

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研究

近年来,检察官职业道德素养不断提高,但也出现了少数检察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违法办案、为检不廉,有的甚至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参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等。据统计,2012年因违法违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人员有124人。剖析其原因,职业道德失衡是重要内因之一。因此,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研究,对提升检察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执法公信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信任型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机制研究

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然而,传统观念和“管控”机制的影响,社会组织内部监管体系不完善,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下降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完善内部各种制度,加强公众、媒体等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增加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伪善终不能传播正能量——以“深圳最美女孩”事件为例

＂深圳最美女孩＂＂最美宝宝＂等＂最美＂假新闻的传播,不仅陪葬了媒体的公信力,而且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这类假新闻可归为伪善新闻,并对伪善新闻进行简单定义,指出其传播产生的影响,不仅扰乱了信息社会的秩序而且使媒体自身丧失了立身之本。分析了伪善新闻产生的原因：媒体商业利益的驱使、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的缺失以及受众的新闻素养较低。并提出专业媒体应从严把新闻生产环节、涵化社会公共理性、提升受众新闻素养三个方面来防治伪善新闻的传播,从而更好地弘扬社会正气,传播社会正能量。     

发挥党建工作政治优势提升检察工作执法公信力

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是司法文明的重要象征.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实现关键取决于检察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法律素质.当前检察机关存在执法理念陈旧、执法能力不高、执法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因此,应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优势,提升检察工作执法公信力.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信任危机的根源及其应对措施

政治信任缘起于社会学。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了政治信任。西方学者在分析政治信任危机中,分别从时代因素、社会因素、公众因素、政府因素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公信力弱化的原因,认为社会一市民、经济一效率、政治一合法性这三个具有因果关系的机制对于政治信任的高低起着关键性作用。针对政治信任下降的态势,西方各国采取了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这两方面来改善政治信任度。同时许多学者认为,持续改革是保持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     

建构我国政治信任的当代实践路径探析

政治信任对国家具有独特作用,是国家和谐稳定的深层内涵。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我国政治信任安全问题凸显。为此,要提升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公信力;提升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公信力;提升社会主义政府行为公信力;提升政治发展的公信力。以上四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为转型时期的我国奠定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石,有效确保我国政治信任水平居高不下。     

集权模式下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公信力的考察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公信力的提升直接影响我国国际声誉和行政执法的实际效果,也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依法行政等政策目标的内在要求。现有的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兼具行政管理职能和行政执法职能的集权模式为执法公信力的塑造埋下了制度缺陷,应当进一步夯实行政执法的信用基础,树立公正和效率并重的价值理念,通过各种行政执法的信息载体昭示执法公信力之所在,共同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形成有利于政府推行政策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以法官品质要素为视角

司法公信力包含司法权运作和受众心理两个层面,其内容涵盖"信仰、信心、信任"三个维度。在构建司法公信力的过程中,司法权的运作主要借助对象是法官群体。从法官品质的角度分析,问题主要存在于法官职司职业水平失范和外在形象要求失范等方面。因此,法官只有掌握专业知识技能、致力于服务社会和实现自我管理才能全面提升品质,达到符合司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实现司法公信力提升。     

社会主义法制视角下的检察权设计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权理论,我国检察权的主要任务在于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社会主义法制是由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但综观现行法律关于检察权的规定则主要集中在司法和个别执法环节,对于立法、守法和大部分的执法环节则缺乏监督权。检察机关的现有实际权力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之间的差距悬殊,使得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显得＂名不符实＂。我国的检察权应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上述四个环节均进行有效监督,进而实现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名符其实＂。     

论“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上命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意味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检察官享有指令权, 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实施一定行为。而在客观义务面前, “法律的守护人”是检察官角色的集中体现, 客观公正应成为检察官的不懈追求。当“上命下从”遭遇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时, 应受到如下的限制:“上命下从”不仅应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为边界, 不能抹杀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还应该避免检察官行政人化。     

试论墨子“兴利除害”的民生思想

墨子民生思想的核心是＂为万民兴利除害＂,他力图匡正社会积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墨子的十大政治主张中,＂兼爱＂、＂尚贤＂、＂尚同＂等主张属于为民兴利,而＂非攻＂、＂非命＂、＂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属于为民除害。墨子的民生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改善民生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外检察官考核考评制度之比较及启示

在介绍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等国检察机关特点和检察官考核考评制度的基础上,总结并归纳出各国检察官考核考评制度重视业绩考评、强调过程控制、注重考核结果应用等一般规律特征。我国检察官考核考评制度应在考虑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差异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各国的有益经验和成果,体现检察官业务特征,与检察官整体水平相适应,并将过程控制与考核结果应用相结合,同时要重视考评体系和考评方法的科学性。     

刑事检察职能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虽然在政治制度、法律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程度不同地发挥着限制入罪、出罪和防错、纠错的职能作用，从而起到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在刑事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表明，随着刑事法治的不断成熟，我国检察机关限制入罪、出罪和防错、纠错的职能作用已逐步强化，检察机关的职能正在从侧重刑罚的保护功能向刑罚保护功能和保障功能并举、更好地维护国家刑罚权良性运行的轨道转变。     

检务公开制度的“失灵”与进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检务公开制度在基层检察院的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制定者始料未及的制约因素,使得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与其预期目标产生了偏差,进而产生了检务公开制度执行的"失灵"。"失灵"的制度并不必然是失败的制度。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可以为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创新性探索提供必要的空间。上级制度制定者对待制度"失灵"的态度则根据其整体社会效果而定,因此,制度"失灵"很可能成为制度进化的试验田。如果制度的"失灵"总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那么这个方案就很可能获得上级制度制定者的认可,并最终可能以制度或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实现了制度的进化。     

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简

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诉讼监督权,要在法治框架下实现检察权与审判权、当事人诉讼权利之间的相互协调,遵循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诉讼法理基础。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使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更加明确,从原本的监督“民事审判活动”,扩展到修改之后的监督整个“民事诉讼”,除生效民事裁判之外,将符合条件的调解书、民事执行活动、法官违法行为等也纳入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界定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有助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有序运行。     

强化农业行政执法主体的路径探索——以黑龙江省某市为例

农业行政执法是农业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依法治农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一些地方存在的农业行政执法主体不规范、执法手段单一等问题弱化了农业行政执法的主体地位,制约了行政执法作用的发挥.强化农业执法主体,必须要规范行政委托执法,明确行政执法主体,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加强机构建设.只有这样,农业行政执法活动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变“用人治解决问题”为“用法治解决问题”,改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执法体制,体现执法的公正性,法律的权威性,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农业经济发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