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内部转让制度重构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内部转让规则主要有自由主义模式、限制主义模式、折中主义模式等三种立法例,基于信赖关系校正、股权自身独特属性要求、公司人格维系等诸种原因,我国公司立法应当采纳折中主义模式作为构建路径。在具体规则构建中,应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内部转让应当受到限制,同时赋予公司章程以自治性,保证其他股东必要的知情权与"同等条件"下的购买权。另外,还应对其他股东的恶意行为予以必要规制,并增设"归一性"股权转让条款等。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重构

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我国公司法通过股权转让的同意条款和股东优先购买权条款构建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限制规则。其中,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则构成股权转让限制的第二道防线,属于实质规则。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虽然对《公司法》中的股东优先购买权制度加以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规定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明确＂同等条件＂内容,建构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的责任追究机制,已然成为今后公司立法修正的当务之急。     

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统一

在公司法体系内,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依据有形式证据和源泉证据之分,多重确认依据易导致股东资格确认标准的混乱失序,也是我国实践中股东资格确认和股权转让纠纷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厘清各种确认标准之间的功能区隔,确定简明、清晰、高效的一元化股东资格确认标准。就公司内部而言,章程可只记载初始股东信息,将股权变动信息记载于股东名册,省略出资证明书。就公司内部的股东名册登记与外部的公司登记而言,两者在时间和效力上可以合二为一。将公示的股东名册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唯一标准是解决我国股东资格确认问题的良方,但这一制度仍待完善。首先,应明确股东名册置备的具体义务主体及其责任,并充实股东名册的记载事项。其次,应实现股东名册的电子化,并将其置于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     

论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人合性是公司与股东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而非外部关系,是有限责任公司本质属性。人合性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治理结构法律制度的理性基础且通过其彰显自身,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我国《公司法》很好地实现了人合性与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平衡公司与股东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体现了法律对股东的制度关怀。      

试论公司对股东的保护义务——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外部转让为例

资合性兼人合性的特征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设计提出了特殊要求.为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基础,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法赋予其他股东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来限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外部转让.但由于在具体操作规则的设定上忽视了公司的团体本质,没有认识到股东权利的特殊性,脱离了公司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导致了一定的现实困扰.对此,应当重视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的团体与成员的关系,确立公司对股东的保护义务,在遵循公司法团体本位的前提下,构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外部转让操作规则.     

论提高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规则之效率

2006年开始施行的新《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规则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逻辑上的缺憾,使得股权转让的效率受到限制,难以保证交易各方的利益公平。为取得股东交易利益与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之间的平衡,本文作者提出了“禁止反言”、“对外转让程序的内化自由”、“允许竞价”、“转让向隔者”和“一次终止选择”等五项原则,尝试通过对股权转让中的“同等条件”、“优先购买权”、终止转让程序等规则的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使股权转让规则更为严密和具有可操作性。     

封闭公司股权转让限制的契约解释

封闭公司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使得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成为必要.维持公司的人合性和封闭性,就是维护股东在签订公司契约时的合理预期.从保护股东合理预期角度出发解释限制股权转让的目的,就具有了契约解释的意义.而我国公司法对股权转让限制的类型单一,没有规定估价方法,损害了股东的契约自由.因此,唯有以公司契约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自由与限制的关系,完善股权转让限制类型、确立全面的估价方法,为公司参与者提供全面、充足的选择菜单--任意性规则,才能全面构建合理完善的封闭公司股权转让限制制度.     

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变动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生效要件并无专条法律的明确规定,针对此适法困惑,股权应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所有权,除了参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外,还应该参照动产物权变动的有关规定来比照适用。根据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动的特点及相关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一个债权行为,背书应该是股权变动的生效条件,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是股权变动的对抗条件。而其中,股权内部登记与股权外部登记产生的法律后果又有细微的差别。     

试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的效力与规范运作

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尽管明确了股权代持行为,但对股权代持的效力未予以充分回应,缺乏有效规范。应当从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两个层面界定股权代持的效力。公司内部应以实质要件为准,维护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明确工商登记以及股东名册仅具有证据推定力,通过实际出资人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的事实,认定其具有股东地位,畅通实际出资人显名渠道。公司外部,应当明确股权的物权属性,“第三人”仅为信赖股权交易的债权人,对于非与名义股东直接就股权发生交易的债权人,不享有“第三人”地位,不适用公司法第32条之规定。要加强对股权代持协议的规范,明确出资目的、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要式要件。     

试析股权转让行为之效力

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相关理论的简陋使得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成为了司法实践的难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向非股东转让股权行为的效力问题就是其中一例。本文采用“效力未定说”对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加以理论和实例分析。     

论股份回购中信息披露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股份回购中,由于公司大股东和管理者占有信息优势,往往借此进行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故需要法律对信息披露制度进行有效规范,而我国证券法并未将公司股份回购行为作为应披露的重大事件,且未要求公司披露股份回购的具体细节,这很容易使管理者和大股东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谋取私利,侵害其他中小股东利益,危害公正的证券交易秩序,故应予以完善。     

选择性股权回购中的股东平等保护

为保护选择性股权回购可能损害被排除回购股东的利益,应强调股东平等原则并保护全体股东对公司持续经营的信赖。为此,应引入选择性股权回购正当性评价的实质审查标准,包括区别对待股东的理由正当、回购股份估值公平、回购不损害全体股东对公司持续经营信赖;可以在选择性回购时的股东会一致决、排除被回购后的股东特别多数决或者其他股东回购加入请求权等方案中选择其一,完善选择性回购时的特殊决策机制。中国应在公司法的立法层面回应特殊决策机制,在公司法的司法层面特别关注实质审查标准。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反思

为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了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需要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且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但在现有规定下，可能出现股权转让僵局。从放松股权转让限制的角度出发，建议删去优先购买权，仅保留其他股东的同意权，通过完善同意权规则，平衡股权转让中各方利益。     

类别股之组织法规范与资本制度衔接

2005年《公司法》概括性地规定类别股,其发行要按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并在创业板、科创版等已有实践。类别股的发行能够满足不同股东的需求:用于股东控制公司经营或是通过分红等单纯享有经济利益。《公司法》依据股东的不同需求允许公司在法定范围内设计发行两种以上类型的股份,以此达到促进公司融资的目的,或调整控制权作为反收购措施。类别股的发行是对股东平等原则的突破,因而类别股的种类需法定化,不宜扩大化,股东在章程中约定自治的范围只限基于法定种类的选择。同时,类别股的发行要考虑各股的不同功能,需要从组织法层面规范均衡普通股股东利益与类别股股东利益。组织法规范以资本制度为基础:若公司采授权资本制,则应由董事会作出发行决议;采法定资本制,则应由股东大会作出发行决议。在设置类别股的公司中各类股份与普通股之间根据股东请求可变更转换,类别股东若受损害可召开类别股东大会救济。     

股东失权制度功能定位与体系化适用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46条首次规定股东失权规则,不同于除名制度旨在将违反重大义务或者不再具有所需资格从而威胁公司人格存续的股东驱逐出公司,失权制度并不直接指向股东身份,其制度目的在于督促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收回股东未缴出资部分对应的股东权利,丧失股东身份是股东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附带结果。股东失权制度的优势在于公司不必被动地等待身处债务人地位的股东的履行行为,而可以掌握收回股权并另行吸纳充实公司资本的主动权。股东失权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该规则设计的解释与适用具有直接关联。从要件构成、司法实践等方面来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总体指向的是股东除名规则,与第46条具有适用上的递进关系。部分未履行出资义务和完全未履行出资义务不仅具有量的差异,更存在适用股东失权与股东除名不同规则的质上的区别。两种规则在公司法体系下各自发挥不同的规范功能。     

关于进一步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几个问题

论述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服务方向、国有股的流通和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三个问题。资本市场既然内涵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它就应当是为所有的企业服务,而不应当定位于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国有股流通与否属于公司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卖出价格可以低干净资产价值,因为投资者进行股票投资看中的是公司未来的成长性和未来收益;我国资本市场实行对外开放,既要积极实施请进来战略,更要实施积极走出去战略,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益处。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外协同创新——来自浙江省2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证据

来自浙江省23家农民合作社案例的实证研究表明,目前合作社内外协同创新能力不强,主要体现在组织内外协同创新战略意愿弱、目标协同度低;合作方重视程度不够,组织保障不力;组织内外沟通力度弱,知识协同平台作用小。合作方异质性、组织结构、沟通机制、信任度及外部监管环境影响了合作社的战略、组织和知识协同。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构建组织内外协同创新战略愿景,增强组织内外协同创新目标协同度;加大组织间协同创新力度,完善组织内人事、股权结构及利润分配机制;强化组织间沟通,固化组织内信息共享制度,加强政府监管。     

论少数股东召集权滥用之防止——以现行《公司法》第41、102条为中心

按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持股数达到法定比例（股份有限公司还须达到一定持股期限）的股东既不必证明召集股东大会的合理性，也不必接受任何机关的监管，只须在董事会、监事会拒绝后即可径行召集股东大会。这样的规定显然太过宽松，可能导致召集权的滥用。此问题有两条解决路径：从解释论的角度，应肯定召集股东对召集理由的说明义务，并可依据《公司法》第20条或《民法通则》第106条追究滥用召集权的股东的责任；从立法论的角度，应赋予法院对召集请求进行审核以及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权力，并赋予董事会和股东对召集行为表示异议的权利。     

深市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

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存在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通过场外交易的公司控制权转移是否也能为股东创造价值是一个需要实证的命题。以我国2000～2003年深市发生的61起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研究样本,应用事件研究法对我国控制权市场的作用进行了检验。采用的标准化残差方法克服了事件研究中因控制权转移事件引起的股价波动性变化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在控制权公告期内股票成交量的异常变化。研究结果发现,控制权转移期间上市公司的股东平均获得3.857%的累积超额收益率,深市的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信息存在明显的提前泄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