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观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晚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刘氏父子所集录的《别录》和《七略》论述古今学术的演变过程和变迁趋势,并且通过编辑目录的方式确立了《易》为六经之首,以《易》为其它五经之原。刘氏论《易》,以阴阳五行灾异为依托,以补察时政、经世致用为旨归,其《易》学观念的形成是受汉代重儒尊孔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也反映了汉代易学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和发达程度。     

刘向著述与汉代政治之联系考略

刘向是西汉一代屈指可数的大学者，以其校雠目录之学传名后世，对中国传统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作为今文经学家，他又主张“经世致治”，为政治而学术，故其著述与当代政治多有密切关系，即使如《说苑》、《新序》之类的“小说家言”，实际上都是有为而发，有感而发，非博物君子的闲情逸趣。本文通过对刘向著述的勾沉索隐，并与史籍参互比证，以求弄清刘向生平行事及其思想的痕迹，从而揭示其学术个性以及西汉今文经学的一般特点     

桓谭疑年的讨论

桓谭是西汉末东汉初的一个思想家。对于古代哲学、史学、文学、乃至艺术,都有深透的认识,是扬雄与刘向刘歆父子的好友,与王莽也有交情。而且是一个参加实际斗争的学者。他的著作虽然大都佚亡,但从他书所引用的一鳞一爪来看,是学术史上应当肯定的一个人物。他上承西汉学风,而不是食古不化的旧派;也不受哀平闲识纬的恶风所染。不是扬雄刘向刘歆的一味崇古;也不是当时以识续软动人     

知人论世说刘歆

刘歆(前53-前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汉高祖刘邦之同父异母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第三子,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其卓越学识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班固、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等都把刘向、刘歆父子看作是孔子的后继者。章太炎称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是一个在学术上与政治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也是我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对刘歆的认识影响到对《七略》的准确解读,因此,有必要剖析一下刘歆的学行。刘歆以汉家宗室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权且贵为国师…     

刘向的政治法律观

<正> 说到刘向,古今著述多盛赞他为我国古代图书发展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却对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少有论及。其实,刘向的政治法律思想在两汉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东汉以来儒学向着谶纬神学化方向发展起着直接的影响。本文拟就刘向政治法律思想的某些断面,作一初步探索。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汉高祖同父弟、楚元王的四世孙。刘向生活于西汉中晚期,历经宣、元、成三帝之世,曾任谏议大夫、给事中、郎中、光禄大夫等职。刘向有着深厚的家学、师学渊源,曾专攻《易》经和《谷梁》数十年,又从其父治《老子》,精通今文和阴阳五行学说。刘向一生著述丰富,代表性的著作有《洪范五行传论》、《烈女传》、《说苑》、《说老子》、《新序》、《五经通义》等。在这些著作中,刘向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神道设教”的政治观和德刑“三品”的法律观。     

《别录》《七略》的经学意识及其成因

《别录》、《七略》是西汉刘向及其子刘歆合作完成的两部目录学著作,它们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前人已做出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本文拟从这两部书所反映的经学意识及其成因谈点认识。《别录》是我国历史上继西汉刘安《离骚传叙》以来最早的一部叙录体著作。《七略》是一部分类力求详备的图书目录。刘氏按照书籍的内容及其学术性质,把当时的全部图书分成了六大类,略下再分种(亦即大类下面再分小类)。“类”本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的集合。图书分类正是基于图书学术内容上的类的逻辑关系为依据进行的。从《七略》的分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的经学意识。     

西汉后期经学思潮和经学重心的下移

本文受钱穆先生《刘向父子年谱》的启发，试图论述西汉后期的几种经学思潮：一，西汉后期分古文之界未明，诸经派别也不严；二、西汉后期经学的复古崇礼思潮；三、西汉后期经学中关于易姓和再受命的思潮。并认为这些思潮的兴起在意识形态上为王莽代汉和改制提供了依据，而这又是经学参与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其后，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教和制度考订的科学经学兴起．表明了经学的重心由关注政治而转移到关注经本身的训解，即两汉之交，政治经学转向了科学经学。     

中古文《尚书》与秦府图籍、《七略》关系蠡测

本文以刘向校书与古文献流传为背景,重新讨论了西汉“中古文经”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秦府图书的存佚、《别录》的性质等问题。认为西汉秘府所藏“中古文”《尚书》在书写形式、抄写时间、庋藏地点、考校今文的时间四个方面与“孔壁古文”《尚书》不同,它们不是同一版本。“中古文”应是秦府图籍的遗存,未栽入《汉书&#183;艺文志》的原因则是《七略》实际上是刘向刘歆父子所整理图书的目录,而非西汉中秘及外府的藏书目录。     

魏晋时期琅邪颜氏家族文化研究——以颜含为中心

颜氏家族于曹魏时期迁居琅邪,成为琅邪一地的世家大族.魏至西晋的颜氏家族仕宦清明,代传恭孝.永嘉南渡后颜氏家族政治地位得以提升.东晋时期由于颜含雅重行实,抑绝浮伪,秉承了仁政爱民的家族传统,又坚持雅操、贤明智慧,自觉追求理想人格,使得东晋门阀政治背景下的颜氏家族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颜含制定家族清规,以学术传家,反对贪求世位,对颜氏家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说苑全译》前言

《说苑》是刘向辑录西汉皇家和民间藏书中的有关资料,然后加以选择、分类、整理而成的杂著类编。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他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汉宜帝时任散骑谏大夫。元帝时,由于屡用阴阳五行推论时政得失,弹劾宦官与外戚专权误国,曾两度被捕下狱,并免为庶人。成帝即位,重新受到任用,先为护左都水使,旋升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皇家收藏的典籍),后来又曾担任中垒校尉。由于他总     

秦汉时期太湖与东南地区学术发展趋向研究

秦汉时期的太湖与东南学术整体上属于边缘性的学术 ,但却富有特色。东南学者传承《楚辞》 ,并开创汉大赋传统 ,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 ,尤其是西汉的主流。在儒学神学化的大背景下 ,东南的学者并未随波逐流 ,王充著《论衡》予以尖锐批判 ,表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在史学流域 ,班马大师均出西北 ,东南的学者这次奋起捍卫地方文化精神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 ,标志着东南吴越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 ,它也是东南文化与正统文化相协调的产物     

20世纪柳宗元研究综述

柳宗元是唐代文化研究者的主要关注对象之一。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柳宗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回顾梳理这些成果,认为柳宗元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过程,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的发展历程。依据对研究成果质、量的分析,考虑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因素,作者将柳宗元研究划分为了准备期、发展期、扭转期和鼎盛期等四个时间段,并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与深化。     

论刘向《列女传》的立传标准及其价值

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具有讽谏劝谕和匡救时弊的功效和作用 ,全书充溢着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积极的匡世良言和有为的救世方法 ,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表现出不匪的价值。第三 ,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我国古代社会中 ,男尊女卑观念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人们的头脑 ,制肘着人们的思想 ,反映在史学著述中 ,就是轻视和忽略对妇女的著录。综观我国汉代以前的典籍 ,可谓浩繁 ,但载人为主的各体典籍 ,多是记述帝王后妃 ,公侯将相 ,文臣儒士 ,难觅妇女专传专著 ,即使有妇女的记载 ,也是语焉不详或失之片面 ,如《诗》、《书》、《春秋》…     

西汉文学叙说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从《汉书·艺文志》序言看汉代“多元一体”的学术融合

《汉书·艺文志》序言一直被认为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文献价值,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序言表现出汉代学术的"多元一体"图景,即汉代学术实际上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在以儒学为基本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诸子之学进行扬弃、整合和融通,最终形成了汉代的学术大融合。     

论西汉的文学家庭

因为文化和文学的积累,统治者的提倡和爱好等便利的条件,西汉文学在帝王和官僚家庭发生、发展,文学家庭产生了。西汉文学家庭成熟早,历时久,差异大,成就高。西汉文学家庭由父子传承文体和题材。     

论晚清学术与湖南学术思想之流变

嘉道之际,晚清中国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处于这一转变之机的晚清学术,其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都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等新的学术思潮。而湖湘士子尊奉程朱理学,包容众家之长,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变迁则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敦煌张氏归义军及西汉金山国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探究

收复瓜沙后建立的张氏归义军地方政权奉唐为正朔,不断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第二代实际统治者张淮深为巩固权力,曾对唐朝廷的封赏充满期待。至第三代张承奉时,于唐朝灭亡的特殊情势下,建立了西汉金山国政权。该政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僭越性,但一定意义上又与中原王朝根脉相连,是中原王朝在河西地区力量的延续和汉族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     

《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

诸子学发展变迁折射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到《汉志.诸子略》,几代学者通过对诸子百家源流及学术特点的总结和梳理,勾勒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及发展大势,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对诸子文化现象的反思。《汉志.诸子略》对各家学术流派分门别类,并分析、总结其优劣得失,既是对《七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思想传承不断深化的结果。     

“秦汉新儒学”与近现代儒学之重建

重新梳理、评价周秦两汉儒学的流变是民国学界超越经今古文之争、重建中国文化的题中要义,儒道抉择与孟荀分野,今文学方士化与改制学说成为各家判定秦汉新儒学“变质”抑或“发展”的关键。胡适认为秦汉新儒家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逐步宗教化,郭沫若视之为完全变质;钱穆着眼于宇宙论与人生论,认定秦汉新儒家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枢纽,董仲舒改制学说却误入歧途;顾颉刚认为董仲舒沿袭阴阳家系统理论提倡公羊改制,旨在彰显汉朝功业;蒙文通融会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与制度设计,以实践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考察民国各方学人阐释“秦汉新儒学”的分合,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当可展现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或能在现代知识与学科体系中建构中国文化义理、制度与历史事实的有机系统,实现“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