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国古代文本阐释的双轨与多维

本文借鉴库恩“科学范式”理论，揭示我国古代文本阐释的诸种形态，并根据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思路，分析“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主体文本阐释范式的理性特征，进而肯认古代文本阐释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王守雪《两汉文论新释》序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虽是中国解释学的两种不同解释方法,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关键,即解释主体"我"的自觉以及客观化的努力,不过各自的程度不同罢了。王守雪《两汉文论新释——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对此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汉代文献注释模式研究

汉代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文献注释模式。董仲舒所代表的“六经注我”模式采用名号论和辞指论方法,建构起阐发微言大义而重义理、偏重主观臆断而轻训诂的特点。郑玄所代表的“我注六经”模式,揭示经典文本蕴涵的“元意”,整合各家各派的“不齐”,实现文本的统一。该模式采用了随文释义、运用训释术语、揭示句意和传疑等方法,注释的内容有解释字词、句意、古代名物、典章制度、语法和修辞表达,文字简约,经注相贯,同书竹帛。两者都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为目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垂两千余年。     

“六经注我”与“四人帮”篡党夺权

古书中每个字的意义,都有其用字的原义,不是任人雕塑的大理石。但封建社会的御用文人,如陆九渊之流,注释他们以前时代的古书,大都不顾古书用字的原义,想怎样注就怎样注,且美其名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倒也说明,他们的注释,是以我的需要为出发的主观唯心论的做法。“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大搞影射史学,制造篡党夺权舆论,也全盘承袭了“六经注我”的衣钵,鼓吹对历史和记载历史事实的古书,“可以随便给解释”,“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在他们的影射史学中,许多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美化自己的勾当,几乎都是用歪曲、篡改古书字义的做法干出来的。其手法很多,现择其一二,披露示众。一是指鹿为马,无中生有。     

解释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注经学的解释实践,并用西方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分析中国注经学的困境,比较中国注经学与西方解释学发展的相吻合之处,试图阐明哲学解释学对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并指出中国注经实践和西方解释理论的融合对丰富和发展中西方解释学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道家的方法论与道家历史地位问题

研究道家的方法论与道家历史地位问题王树人首先谈谈研究道家的方法论问题。有一句名言说：“方法是体系的灵魂”。这是千真万确的。如何理解方法是体系的灵魂？这要分两个方面说：一方面是指我们在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如历史上的“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还如刘笑...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人本意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借＂新民＂重构《大学》的形态与理论框架,为理学方法论修养论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认识主体性理论的逻辑进路:从笛卡尔到伽达默尔

主体问题是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重要的哲学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随着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得以深入。人类对于该问题的探讨经历了从主张主体只是上帝保证下的认识客体面前的消极“沉思者”或“旁观者”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大陆唯理论的主体观,与认为主体只是认识客体面前的被动“反映者”的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的主体观,到主张主体在认识客体面前是一个积极“能动者”的康德的批判主体观,再到认为主体的认识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结构,在这种动态的发展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达到融合统一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主体观的演进,从而展现了一条认识主体性理论发展的逻辑进路。     

“六经注我”与“四人帮”篡党夺权

古书中每个字的意义,都有其用字的原义,不是任人雕塑的大理石。但封建社会的御用文人,如陆九渊之流,注释他们以前时代的古书,大都不顾古书用字的原义,想怎样注就怎样注,且美其名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倒也说明,他们的注释,是以我的需要为出发的主观唯心论的做法。“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大     

“历史无主体”：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反拨

马克思历史观问题历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热点之一。自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兴起以来,历史主体论就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惟一解读。与此针锋相对,阿尔都塞毅然提出了"历史无主体"的命题,首创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无主体"历史观的先河。这一命题不仅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独特解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反拨。     

文心雕龙宗经篇疏释

刘勰提倡“宗经” ,并不是推崇和宣扬儒家思想 ,而是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著作中所体现的文章写作的各种表达方式和技巧 ,写出既有充实内容又有生动表达技巧的有补于世的好文章 ,以抵制当时愈演愈烈的浮华文风。儒家五经在文章写作上表现方法齐全 ,艺术技巧多样 ,文体类别兼备 ,源远流长 ,这是刘勰把它奉为文章写作典范的理由和根据。“六义说”是刘勰主张宗经而在文章写作方面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是刘勰对文章写作理论的贡献。它对于现代各种体裁的文章写作 ,仍不失理论指导的意义。     

《黄帝四经》所见"执道者"与"名"的关系

"名"思想是解读黄老道家政治哲学一条重要线索,《黄帝四经》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黄帝四经》称统治者为"执道者","执道者"首要的政治任务是审名察形,确定对象究竟处于"正名"还是"倚名"。"执道者"在审察事情名形时要保持"无名"、"无形"的姿态,目的是为了保障君主在政治上的垄断权。     

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

中国古典学是一个借自西方“古典学”的概念,指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古典学的重建是指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打破旧的古典学学术体系、重建新的学术体系的过程。在汉晋前后和唐宋前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比较重要的古典学重建。19世纪末,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拉开序幕。社会变革是这次重建的原动力,疑古思潮的兴起是其诱因,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出土文献的发现是其基本条件,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其重要工具。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取得了巨大成就,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     

"六经之教"与儒家文论话语建构

作为儒家的学统,“六经之教”是理解儒家文论及其意义的内在视野,它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文论话语的建构。首先,经典意识确立了儒家文论“宗经、征圣、明道”的最高原则,儒者因此致力于论证“道”、“圣”、“经”的同一与贯通,抽绎“六经”文本的文体品性和作文规则。其次,“立象尽意”、“知人论世”、“以易逆志”和“知言养气”实质性构成儒家经典释义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六经”的价值转换,并在对“六经”的诠释中引领出有关文艺根本精神和文论构建思路的理解。最后,“六经之教”规范了儒家文论的价值取向,直接生发出的文论意义就是文艺成为“成人”的助缘、媒介和途径,其文化功能在于造就情欲与理性和谐统一的道德理性的个体生命。     

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探究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其重要的学术论断。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乾隆嘉庆时期所面临的转换学风、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的问题境域中去,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的意义在于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的力量,打破六经所负载的永恒之道的神话,消解"经学即理学"研究纲领的合法性,从而开辟一种走出汉宋、由史明道、经世致用的新的学术风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尽管具有价值革命的逻辑力量,但由于时代命题域的限制,以及文化传承中自然的信仰,使得这一论断没有上升到价值层面,承担破除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永恒性的作用。     

《六朝文絮笺注》点校评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六朝文絮笺注》点校本，是对清代著名的骈文选本《六朝文絮》的黎经诰笺注本的全面整理，为研究六朝骈文和清代骈文学提供基本文献。整理本已刊正原书注文等不少错误，但千虑一失，仍存在标点、引文等方面的错误。兹举31例加以考辨，以待教于方家。     

从《辨骚》看刘勰"宗经"与"逆经"思想的矛盾与超越

《辨骚》篇中刘勰基于宗经思想认为楚辞不如《诗经》雅正,但对楚辞自身文学成就进行评价时却认为楚辞内容与形式的新变超越了《诗经》,从而出现了“宗经”而又“逆经”的矛盾现象,本文认为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刘勰思想的缺陷恰恰是他超越前人及同时代人的伟大之处。     

重读"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对"人学"原则的漠视是它与时下读者相疏离的根本原因。它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写人却缺乏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哲学思考。对日常世俗性及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更表现出否弃与批判。"红色经典"实质上是一种放弃了个人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写作,是一种彻底的经验性写作,主体层面文化知识的储备与客观向度的文化语境的规约也使作家无力担负起历史的重托。     

《正纬》与谶纬--《文心雕龙·正纬》篇辨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以“宗经”思想为指导,按经验纬,指出了谶纬的虚伪诡异、乖道谬典。然而,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其对谶纬的批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刘勰是以“宗经”而“正纬”,但是刘勰“正纬”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文”上。因此,《正纬》篇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的同时,又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提出了“酌乎纬”,这正是《正纬》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