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日本割台计划的实施

在台湾学术界有一种论调 ,认为日本割台是台湾“被 (中国 )遗弃的历史”。而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割台是蓄谋已久而且是分三步实现的 :第一步 ,利用甲午战争中国败绩之机非法“窃取”钓鱼岛 ;第二步 ,利用中日马关议和之机抢先攻占澎湖 ;第三步 ,通过《马关条约》“割台”条款完成了割台的三步曲。日本明治政府是发动侵略战争和割台的罪魁祸首 ,一些人别有用心地论证中国方面“遗弃”台湾 ,纯属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颠倒。     

关于日本割占台湾的几个问题

日本割占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是近代远东国际关系中影响巨大的事件,牵涉面很广。中日两国是此事件直接当事者,西方列强也插手其中,局面错综复杂。日本割占台湾是其长期既定的方针,而非临时决定。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日本割台的举动持旁观的态度,或坐观其成,或不情愿而最终放弃介入,没有一个是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的。中国朝野在割台问题上曾寄希望于外援交涉,但依然不能改变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占之命运。     

谣言传播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探析——从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说起

谣言作为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它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冲突的发生几乎都可以看到有谣言相伴随。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行动,它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在转型期中国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对大量社会冲突事件的现实考察,可以发现谣言贯穿于社会冲突的全过程,对社会冲突的孕育和发生都发挥着重要影响。而谣言最终止于信息的公开、了解事实真相、对政府的信任和公众的理性。     

社会善治指导下网络谣言消解机制探索——以“末日谣言”为例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反思传统网络谣言消解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善治理论和经典谣言传播模式,以"末日谣言"为例,分析探索多元主体平等合作的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机制。     

“中国吉普赛人”的社会记忆及其建构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吉普赛人”的社会记忆之选择与建构,指出该族群在面对社会变迁之时所采取的积极应对策略,即失落或弱化其“表征社会记忆”,秉持和传承其“本质社会记忆”,从而既可以很好地适应社会变迁与转型,处理好与他族在互动交往过程中的问题,也可以牢固地维系本族群的认同,以达到双赢的目的。     

重构“社会联结”:互联网何以影响中国社会的基础秩序

社会秩序是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基础,随着社会构成变动而发生改变,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反映出最基本的社会整体性变革。本文从个体、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出发,探讨互联网作为新的"社会联结"要素,对单位制、城乡格局、政治参与、公民权利等的冲击,从一个侧面阐释互联网在实践层面上如何部分替代原有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结要素、改变传统的资源分配模式、强化个体权利生成的可能性,并最终促进社会各部分之间的新型协作与互动关系。     

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的嬗变——基于整合视角的分析

农村社会管理是通过嵌入具体的社会结构来实现自身运作与实践的,后者构成了前者运作与实践的基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型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基础,促使农村社会管理处于不断变迁之中。虽然在近三十年的研究历程中,"社会管理"突破了单一的学科拘囿而成为社会科学与政论界的热门话题,但毋庸置疑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管理机制的研究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深入研究社会管理机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有助于把握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历程,同时亦有助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     

黑蛋，回家吃饭啦

在残阳如血的傍晚，当小山村中袅袅飘起的炊烟和渐渐弥散开的薄雾融为一起时，小姨便会准时出现在村子西头的小土坡上，双手卷成喇叭状，放在嘴边，随即，“黑蛋，回家吃饭了”的叫声便在小山村的上空飘荡开来，久久不散。这情景像一幅剪影，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对童年时期的美好回忆。     

清末日本侵台与国人反割台运动研究述评

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陆学界关于清末日本侵台与国人反割台运动研究的学术成果,重点梳理了以1874年牡丹社事件为中心的日本早期侵台史,甲午战争与割台及钓鱼岛问题,以及台湾民主国及反割台斗争等问题研究的学术进展,并在检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指明新的研究方向.     

社会谣言的产生、流传和终结

2003年初,关于"非典型肺炎"无药可治,一天就死的谣言在广州迅速流传开来.一时间,人心惶惶,继而出现了市民大量抢购某些药品、食品的不理智行为,社会秩序一度呈现出混乱状态.在政府和各种新闻媒介的通力协作下,风行一时的谣言终于寿终正寝,社会也慢慢趋向平静.联系到曾经发生在京津两地的"扎针"和九江的"投毒"两则谣言.我们不禁要问:这类社会谣言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怎样迅速流传开来的?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控制和消除社会谣言及其影响?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