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名士蔡邕家世及生平考述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的家世及生平。蔡邕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书法、绘画、音律、碑诔、辞章、史志乃至天文律历、阴阳谶纬术数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蔡邕生不逢时的原因,并从5个阶段来评述他一生的经历及境遇。     

汉末名士蔡邕家世及生平考述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的家世及生平。蔡邕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书法、绘画、音律、碑诔、辞章、史志乃至天文律历、阴阳谶纬术数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蔡邕生不逢时的原因，并从5个阶段来评述他一生的经历及境遇。     

孔融文风论——兼论孔融能领建安文风之先的原因

建安文风有两大趋向,一是由通脱走向清峻,一是由通脱走向华靡。孔融为后一趋向的先导者。孔融文风的通脱、华靡,显现为气势雄迈、文辞典丽。其文风的形成,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壮节名士,具有崇尚遒丽之美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其次在于他对汉末新变文风的承传,其中包括对汉末烈性名士文风的承传,对汉末人物品评艺术的吸纳,对以班固、蔡邕为代表的东汉儒家散文艺术传统有选择的继承。孔融文风能领建安文风之先,重要原因是它符合汉魏以降散文由质朴转向华靡的大趋势,符合建安时期的社会审美心态和众多文士为诗为赋为文抗音吐怀、梗概多气、词尚华丽的艺术趣味     

蔡邕赋的成就及风格述评

以细致的文本阅读为基础,分析东汉末年文学大家蔡邕赋的整体风貌。作为汉魏文风嬗变时期的关键人物,蔡邕对汉末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虽然认为＂辞赋小道＂,未加全力制作,但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他的赋作成就却依然相当可观。经辑佚考证,他的赋现存18篇,总体而言,这些作品具有题材多样化、篇幅短小化、表现个性化、情感真挚等特点,充分彰显文风转换时期的鲜明特征,对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及魏晋时期的作家产生了直接影响。     

蔡邕“金商门之祸”本事以及汉末士林风气探析

东汉名士蔡邕于汉灵帝光和元年因上封事而入狱,后流徙朔方,这场“金商门之祸”是蔡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他既定的生活轨道和人生历程,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命运走向,是研究蔡邕生平、思想乃至汉末政治、社会的一个重点,然而历来众说纷纭。对史料系统分析的结果表明,“金商门之祸”不仅仅是蔡邕与权宦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暴露出了士大夫群体内部的矛盾,然而,其真正根源则在于蔡邕家族与泰山党魁羊陟等人的密切关系。     

南朝士人交游及其深层文化思考——以竟陵八友为中心

汉末以来交游之风兴盛不衰。南朝齐梁时期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士人交游,呈现出广泛性、开放性与复杂性等诸多特性。并且其交游大多为势交,这与当时浮竞的士风密切相关。     

汉代赋史上的一朵奇葩 --浅议蔡邕的恋情赋

汉代,润色鸿业的大赋占绝对统治地位,使汉代文风平直呆板,缺少革新精神.汉末文坛巨匠蔡邕的恋情赋则独树一帜,蔡邕在赋中热情地歌颂爱情,大胆地表露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蔡邕的恋情赋对美女的描写细腻生动,对爱情心理地刻画淋漓尽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赋中以常人的口吻描写普通人的爱情婚姻生活,丝毫不带道德教化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汉末文风,对后代的恋情文学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论蔡邕重情求真的个性对其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东汉末年是汉魏文风嬗变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文人的创作多呈现出新的倾向，这种新倾向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蔡邕。蔡邕文学创作的新变与其重情求真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首先，由于蔡邕个性中有重情的一面，所以其碑文和辞赋的情感描写较多，抒情色彩较强；其次，在求真的个性的影响下，蔡邕在创作方式上追求缘事而发；最后，重情求真的个性促使了蔡邕发愤抒情文学观念的形成。     

典雅：蔡邕辞赋的美学品格

汉代经学昌盛,汉赋在经学的渗透和影响下,赋家用典亦渐成风尚。蔡邕为东汉经史大家,其辞赋作品大量隶事用典,又多骈词偶句,展现出既典雅骈俪又渊懿灵光的独特风格。他是汉末崭新赋风的有力拓展者和代表赋家。     

论汉末清议思潮与社会转型

清议思潮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廷大权,以太学生为主的后备官吏集团发起了针砭时政、抨击宦官专权和评议人物的政治活动。最终遭到当局以党锢的方式从肉体加以打击,从思想意识上加以禁止。但清议从未停止,一直持续到汉末。清议是东汉中后期自下而上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救活动,它改变了世人的传统观念、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加速了汉末社会的转型。     

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研究

长沙东牌楼所出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是有关亲属间诤田并最终达成和解的文书案卷,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当时民事诉讼与和解的实态,学界在对此文书的文本解读方面颇有分歧。但从该文书的结构和内容来看,本文书应该与"列言"文书相类;原释文存疑的"娨(?)取"之"娨"字,应是"娉"字,"娉取"即"聘娶";李升的身份为"民",而非"赘婿"。     

“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汉末“奇士”臧洪刍议

臧洪是东汉末年的“海内奇士”，在“缔谋伐董”的活动中，曾扮演了“为天下倡先”的重要角色，对维持东汉政权的苟延、促使董卓政权的覆灭以及延缓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形成，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他“个体自觉”的意识和“气节”，在“群体自觉”向一己天地回归的际遇中，是令人称道的。     

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     

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光武帝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施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政策与措施,基本缓和了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统治危机.光武帝的民族政策诚为"光武中兴"不可或缺的政策,但也因其偏于保守而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试论东汉时期的盐铁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是实行什么样的盐铁政策?由于史料记载不详,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细考史料,我们认为东汉初期仍实行的是盐铁专卖政策,只不过由于诸多原因而使政府对盐铁专卖的控制有所放松,而且民间也有大量非法的私营盐铁商存在;直到章帝时期,汉政府又全面加强了盐铁的专卖政策,民间私营盐铁商遭到严厉的打击;自和帝起,汉政府废除了盐铁的专卖政策而实行民营征税制度,但政府专卖也仍然存在,一直到东汉末年。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继西汉之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     

论《诗经·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创作时期为西周宣王至东周平王时期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