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替代效应与公司价值

基于2004～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在实证检验不同治理机制间替代效应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终极控制、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间的互动关系,验证了公司治理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董事会治理与其它治理机制间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强化董事会治理与股权制衡度、监事会治理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会弱化董事会治理与管理层激励、信息披露之间的替代效应;2.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3.公司治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在终极控制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机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超过50%。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优化中国终极控制型公司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终极所有权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选择

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2003年～2005年只发行A股的824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权越大,掠夺的成本也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两权偏离度越大,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会越大,上市公司会使用更多的短期债务;家族式控制股东弱化了两权偏离带来的掠夺效应,政府式控制股东加剧了两权偏离带来的掠夺效应.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与企业价值——基于隐性终极控制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证研究

在探寻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础上,分析具有隐性终极控制权的上市公司中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对公司绩效和价值的影响程度,进而度量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并通过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使其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有显著差异.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要素转化能力的基础性指标,能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变化,有关终极控制股东的治理因素与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建立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2003年～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研究终极控制权、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终极控制权在低水平时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产出增长效应占优;在高水平时与其负相关,产出替代效应占优,两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产出增长效应向产出替代效应转化时,政府控制的公司转化的临界值最高、其他类型的次之、自然人或家族的最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政府终极控制股东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终极控制链的信息披露质量,对终极控制股东形成有效监管,加强产出增长效应,弱化产出替代效应,以提升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终极控股股东超额控制与现金持有量价值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资本市场2002年非金融类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当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控制权/现金流权系数与现金持有量水平虽然正相关,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具有较高的偏好;(2)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且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存在分离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0.769元;而当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不存在分离或虽存在分离但终极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现金持有量的价值为1.206元.从而表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对高现金持有量水平的偏好是一种控股股东利益侵占动机.     

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

本研究运用La Porta et al追踪公司"最终控制权"的方法,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终极控制股东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且不会导致控制权的稀释,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现金流权能够有效制约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其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     

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及其与东亚、西欧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终极产权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主体进行分类,通过追踪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发现在1260家样本公司中,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平均为43.67%,而其投入的现金流平均只有39.33%,就是说控制股东投入的现金流显著小于其获得的控制权,有4.34%的差异,两者的比值为0.890。在三种终极控制股东中,家族企业投入了相对较少的现金流量,却取得了相对较多的控制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偏离达到了49.16%。同时,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和东亚、西欧国家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股权集中,投资决策与代理成本

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我们分析了集中股权结构下,股东异质性所导致的控股股东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决策和负债融资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集中股权结构下的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动机会导致过度投资的产生,并显著提高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即控股股东的价值侵占行为不仅影响到大小股东间的代理冲突,而且会加重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会产生公司治理的正向激励效应,持股比例的增加会降低过度投资程度、增加企业价值和降低负债融资代理成本。而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则会产生公司治理的负向侵占效应,分离程度的增加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度投资、更低的企业价值和更高的负债融资代理成本。     

所有权配置与合作R&D创新投入——实验研究

设计合理的所有权配置合约是合作RD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促进合作RD效率是中国创新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本研究通过构建基本的两阶段合作RD框架,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对所有权配置比例与合作双方两阶段投入的影响以及动态所有权配置方式在激励合作RD方面的优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双方的投入与所有权分配的比例正相关;可转债合约下的动态权益分配方式对于双方的激励作用高于固定权益合约。并且在固定权益契约下,开发阶段双方的投入均与研究阶段双方的投入显著正相关;在可转债契约下,对方在研究阶段的投入对自身开发阶段投入的影响减弱。另外,在可转债契约下,随着研究机构投入水平的增加,企业执行转股期权的可能性增强。     

控制权、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本文以2005-2008年间我国75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现金流组合方法对上市公司所处生命周期进行界定,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了不同性质的最终控制人控制权、现金流权及两权分离程度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控制权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而现金流权也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这与西方学者结论不同,主要是因为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多数为非流通股,导致了高现金流权并不能起到相应的激励作用;两权分离程度在成长期和成熟期越大会造成公司价值的降低,而在衰退期则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相对于国有性质的公司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更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而衰退期则相反。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确实影响资本结构选择。具体而言:(1)现金流量权与债务水平正相关;(2)控制权与债务水平负相关;(3)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债务水平负相关;(4)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公司具有显著低的债务水平;(5)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公司的债务水平显著低于终极控制股东是民营等非国有的公司;(6)董事会成员中终极控制股东派出的董事越多的公司具有相对多的债务水平。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在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的情况下,终极控制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掏空"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和减少债务融资以摆脱对"隧道"行为约束的效应明显。     

“共生”关系下的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以“万科与宝能系之争”为例

搭建了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并以万科抵御宝能敌意收购事件为例对理论框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 1) 在“共生”关系下，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特征分别决定了事前 (预防型) 和事中 (主动型) 控制权防御机制的设计; 2) 为了缓解控制权防御机制过度保护管理层的现象，设计维系“共生”关系的制衡机制必不可少; 3) 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受制度环境的制约，并随着制度境、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的变化动态演进。突破了既有的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能为我国上市公司设计控制权防御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Power of Ultimate Controlling Owners: A Survey of Canadian Landscap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1120 Canadian listed firms. The chains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are traced back to the ultimate controlling owners, and related to some corporate features. Families are the most prevalent type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Pyramids, multiple classes of shares and cross-holdings are used to gain control, and hence, a significant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s achieved. The study also provides some evidence that the role of the second ultimate owners, which is to weaken the channels that lead to expropriation, is not effective in Canada. The findings are compared to those of previous empirical ownership studies on the US, Western Europe and East Asia.     

阶段融资框架下的风险投资企业控制权配置研究

基于不完全合约理论,在阶段融资架构下,分析了控制权初始占优配置以及随阶段进程的重新谈判与转移过程。通过分析两种不同控制权初始配置的优劣势并对其效率进行比较,本文发现项目发展前景和双方阶段融资时刻的谈判能力将影响控制权的初始占优配置;在阶段融资时刻,项目的盈利能力水平决定了风险投资家的最优阶段投资决策以及阶段时刻控制权的最优调整。研究结论解释了Kaplan和Str觟mberg关于控制权配置的实证结果。     

Is Cash Dividend Policy a Tool for Tunneling or Masking Expropriation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本文利用我国2004～2008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检验终极控制股东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金流量权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行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终极控制股东并不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掏空”的工具,而是把现金股利作为掩饰“掏空”的面具.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Miserable Failure of Australian Planning

Abstract

Major changes in Australian law and significant research efforts have re-positioned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as important actors in planning. Yet, this has barely penetrate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mainstream professional community. Current requirements for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nd planning curricula fall well short of preparing planners to productively engage with Indigenous people. The profession itself barely acknowledges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advanced in Indigenous studies and planning, and the new imperatives. This paper details the contemporary position of planning practice in Australia with regard to Indigenous people and considers the changes required to more justly engage with Indigenous 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