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知情权法律保障之探析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有关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公民知情权宪法地位尚未明确;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还不能形成一个系统而完善的体系,其法律保障效力难以发挥。确立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知情权,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是完善公民知情权法律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宪法修改与城市房屋拆迁

不断深入的城市房屋拆迁运动暴露出若干问题,此次宪法修改给了人们认真审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机。在宪法修改之后,城市房屋拆迁应当注意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准确界定和衡量公共利益,给予公民充分、及时、有效的行政补偿。同时,通过适当、合理的拆迁行为对公民的人权加以尊重和保护。     

西方行政补偿的宪政视角探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补偿制度作为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源于宪法中有关损失补偿的规定.该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宪法补偿条款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落实.行政补偿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渊源;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它也与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宪政制度的不断完善密不可分.探讨西方行政补偿宪政制度对我国行政补偿理论研究以及推进立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宪法第13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群众保护私有财产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新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明确了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重申了私有财产权的内容及界线应当符合法律;增加了征收补偿条款。从而形成了人权价值基础之上的由保障条款、限制条款和征收补偿条款构成的较为完善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体系。     

论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的完善及其意义

私有财产权是保障人权、建设法治的基石,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私有财产权保障构成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拥有的私人财产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宪法第13条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群众保护私有财产的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新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权保障制度:明确了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确定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重申了私有财产权的内容及界限应当符合法律;增加了征收补偿条款,从而形成了由保障条款、限制条款和征收补偿条款构成的较为完善的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体系。     

我国宪法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宪法是人权的保障书。我国宪法在人权保障制度方面尚不完善。随着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我国宪法在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知情权、迁徙权和罢工权方面应作出相应规定,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公民住房权保障的宪法学透视

住房权是指公民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的物质和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尊严,并不受歧视的住房的权利。目前房价高企,保障性住房不足,非法驱逐现象普遍,公民的住房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从宪法的角度而言,我国现行房地产制度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制度性保障原则、平等保护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诸多宪法原则,亟待完善。为了保障公民的住房权,我国应及时出台保障公民住房权的基本法律,重构土地交易制度、公积金制度,恢复单位集资建房、支持公民合作建房,建立非法建筑的权益保障制度,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行政法上的公民拒绝权研究——以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分析视角

转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频频出现的公民直接抵制公权力活动的现象值得关注,人权三种存在形态理论为公民拒绝权研究提供了独特分析视角.作为人的一项应有权利,公民拒绝权源自近代宪法思潮中的抵抗权.行政法律规范对公民拒绝权的明确认可,实现了其由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飞跃,标志着行政相对人主体性的回归.公民拒绝权由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有赖于无效行政行为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行政诉讼类型化思潮的兴起则为此提供了宝贵契机.     

现实基础与因应之策:中国行政程序法法典化之前瞻

当前,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具有诸多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宪法正当程序理念缺失、社会结构不尽合理等现实挑战。为了夯实我国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基础,必须以宪法的有效实施为契机、确立宪法正当程序理念,落实现有行政程序制度,培养全社会的程序法观念;加强实地调研,实现行政程序法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努力壮大市民社会力量。     

“公共利益”之界定

"公共利益"是当代各国宪法和法律中常见的概念,我国宪法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修正案分别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解释;理论界至今也没有完整而权威的界定,甚至在国际公法学界也找不到精准的诠释,造成实践中"公共利益"的滥用。通过综述各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以找出其中共性的结论,为描述我国宪法条文中的"公共利益"含义,以及限制其随意使用提供借鉴和佐证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一部分 ,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 ,损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后 ,由行政机关给予赔偿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不同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局限在具体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的赔偿中 ,将立法赔偿、公有、公共设施赔偿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     

土地征收侵权救济方式比较研究

我国的土地征收侵权救济方式为行政裁决,国家赔偿和传统的民事赔偿的组合救济,其具体的责任形式较为单一,不利于广大征收相对人土地权益的保护。考察英美法系代表国英美、大陆法系代表国德法以及日本相关立法可知,采取民事、行政和刑事混合的救济手段是世界土地征收侵权救济方式总的发展趋势。我国应从开拓传统民法保护,深化民事救济机制;完善行政救济相关机制,将土地征收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作为前置程序、强化刑事救济机制的最后屏障作用,加重对相关责任人的惩罚力度等方面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的法律制度。     

行政机关行政诉权探析

囿于传统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诉权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探讨和实践中的应用。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诉权符合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也可以弥补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与不足。构建行政机关行政诉权制度要循序渐进,充分考虑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也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经验,以化解行政纠纷,维护公共利益。同时要从制度上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诉权。     

论我国现行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我国有关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规范或者原则性较强缺乏可操作性,或者位阶较低不具有广泛性,或者针对特定产品适用面较窄.所以,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制定有关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基本法律和针对特定行业的特别法律,同时建立明确的缺陷产品召回管理体系,以形成保护消费者、维护市场安全与稳定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     

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立法和司法的内在要求,是全面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制裁侵权行为的需要,同时也是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体系,顺应国际立法全面保护人格权发展趋势的需要,国家应在立法上予以支持.     

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之初即已存在,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的特色制度,也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最新修改显示,行政执法呈现出扩张趋势,但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还是从知识产权本身特有的属性、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行政权扩张本性的抑制、社会条件的变迁等角度着眼,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都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修改时可适当保留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但应当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弱化。具体而言,修法时应弱化对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提倡行政调解,并适时调整行政查处的范围和力度。     

试论旅游合同违约之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传统民法，精神损害赔偿只能囿于侵权责任，而不能作为一种违约责任的救济措施。本文通过对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扩张解释，认为在旅游合同这类特殊性质的合同违约中，可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加强对受害方旅游者的保护。从而突破传统的债权责任体系，完善违约责任形式。     

对行政不作为救济的法理分析

福利国家时代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被肯定。就我国而言 ,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理论也应被肯定。在福利国家的时代大背景下 ,为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 ,对行政不作为进行救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论房屋错误登记的民事责任

围绕实践中房屋错误登记,剖析了我国房屋权属登记行政管理模式的弊端,探讨了房屋权属登记的私法属性。通过对我国房屋错误登记的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机制的权利救济途径的质疑,提出应确立我国房屋错误登记的民事责任赔偿机制。     

新《国家赔偿法》中民事、行政司法赔偿的缺陷与完善

就民事、行政司法赔偿制度而言,新《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只限于赔偿程序方面的改进,该制度中原有的缺陷并未得到修正：关于赔偿范围的立法模式封闭性强、精神损害赔偿并不适用于民事、行政司法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没有将民事、行政错判纳入司法赔偿范围等等。基于此,提出建设开放性的立法模式以保障立法的前瞻性,将民事、行政司法侵权行为导致他人损害的情形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及将民事、行政错判有条件的纳入司法赔偿范围等建议,以期为《国家赔偿法》的再次修订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