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构建——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人格构建特点。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士人生命危浅,朝不保夕,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已无法适社会现状。为适应历史要求与社会现实,魏晋士人从儒家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转向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自觉从三个方面——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及自我的关系——来构建与完善自己的人格。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魏晋名理学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

魏晋士人的超脱、旷达与潇洒的魏晋风度 ,构成了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一个主要标志。魏晋名理学以“自然”为逻辑起点来建构天人新义及人的价值学说 ,给魏晋新型人格的形成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诞生从哲学基础、性命原则到理想人格、价值取向诸多方面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理想的圣人人格与理想的士人人格——郭象玄学新解

汤用彤等学者将新人格本体的探寻视为玄学的核心。应该指出,魏晋思想学家们试图建立的人格包括理想的圣人人格与理想的士人人格两类。帝王常常象征着一种秩序一种制度,所以理想圣人人格设计乃是关于社会组织运行的政治哲学,理想的士人人格设计则表现为对古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安身立命问题的思考。郭象在吸收前人思维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种人格都做出了自己的设计,代表了玄学的最高成果。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均有不同流俗之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就反映了魏晋风流的这些精神实质。     

魏晋六朝人物品藻的审美之维

人物品藻作为深具中国文化意蕴的品评行为,在由政治性的实用选择趋向人格观照的演变中,实现了魏晋六朝文论思维尚意重神的审美之维,凸显了趋向"人"本位的审美认知色彩。情性之争的投射,促使士人去发掘山水所包孕的人格追求,炼就士人追步自然人格的生命情结,人物品藻所推动的山水之思,彰显了士人独立人格建构力度,从而形成魏晋六朝文论思维的自然化和人格化。     

论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是当时的审美理想。魏晋士人们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醉心清谈、饮酒酣畅、纵情山水,他们以独特的言行释放着内心情感,展示着魏晋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诠释了后人虽不能为之而心向往之的诗意人生。     

“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审美人格的感性显现,也是魏晋玄学精神的感性显现。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清”是具有高品位的美学特征。这种特征从魏晋士人的仪态风神和内在性格中表现出来。     

井田制与贡、助、彻

井田制是夏商周时期将土地划为方块田并定期进行分配的田制形式.它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村社成员多层次复合所有.在赋役制度上,夏行贡法,商贡助兼用,周行贡、助、彻.无论井田制还是贡、助、彻,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不但各自有制度变迁,相互之间还有制度关联.     

湘赣方言深臻曾梗摄舒声开口三（四）等韵读同一等韵现象考察

湖南、江西境内都存在深臻曾梗摄舒声开口三（四）等韵读同一等韵现象,根据这一现象在湖南境内的地理分布情况和移民资料来看,湖南境内深臻曾梗摄舒声开口三（四）等字读同一等韵现象是受到了江西移民的影响。江西省曾有一大片方言点深臻曾梗摄舒声开口三（四）等韵本来就读如一等韵,虽然如今这些方言点分布比较分散。江西移民来到了经济比较落后、交通比较闭塞的湘西和湘南地区,由于与外界交往少,遭受的冲击小,反而更多地保留了这种现象。     

城中村向何处去——兼论进城农民工的住房权

城中村作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是农民工等城市外来常住人口的落脚之地。开放改革之初,由于正式住房市场短缺,进城的农民工不得不救助于非正式住房市场,城中村应时而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为城中村本身的管理问题及其土地蕴藏的巨大级差地租,全国上下都陷入一场“赶超型”的城中村改造运动。而作为城中村居住主体的农民工,他们的住房权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最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坚持城中村改造方向的同时,制定了城镇常住人口保障房发展目标,但目标仍然偏低,这决定了城中村作为城市主要的廉租房市场仍将长期存在。     

一个科学哲学学者看女书的发现

（1）女书是在我国湖南省民间流传的一种表达女性感情的独特文字,它的存在和被发现都是一种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现象;（2）本文基于科学哲学的科学发现观,首先阐明发现某一新现象,必须认清它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实体,同时还必须认清它的主要特征;（3）以氧气的科学发现为案例,通过精细的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表明早期研究者与真正发现者的历史贡献是完全不同的;（4）推而广之,认为女书的发现作为“文化发现”,其标准可以界定为对该文化现象的本质或规律有正确的定性、定位和深刻的认识,并且获得社会上“文化共同体”的广泛认可。于是,其他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     

中亚水资源问题难解之原因探析

中亚各国近期围绕新建水电站的问题争执不断,基于各国在新建水电站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下游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上游国家（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就水资源的合作问题无法达成妥协。究其主要原因,包括：其一,中亚各国用水计划中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上游的国家追求能源独立,下游的国家追求灌溉水利的独立;其二,民族利己主义。即所有各方都只从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并且限制流域内其他国家的利益;其三,水资源问题政治化。水资源问题不仅成为中亚国家内部的政治工具,而且也会成为一些国家和组织利用的地缘政治工具。     

清代新疆卡伦的体系构成

清代新疆的卡伦体系包括卡伦、布克申、安达兰、塔布图、察克达、其他小卡伦及开齐等众多机构与设施。整个体系可以分为作为驻所的卡伦与作为联结纽带的开齐两部分。卡伦是整个卡伦体系的中心、支柱。开齐则是卡伦体系的重要根基，它使得原本孤立、分散的卡伦连接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实现卡伦缉查职能的重要保障。     

林放杂文生涯纪年

林放是我国新闻界一代宗师,现代著名专栏杂文家。著有《世象杂谈》、《未晚谈》、《林放杂文选》、《赵超构文集》等。林放杂文很有特色,自成风格,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34年至1937年（南京）;第二阶段：1938年至1945年（重庆）;第三阶段：1945年至1948年（上海《新民报.晚刊》）;第四阶段：1949年至1965年（上海《新民晚报》）;第五阶段：1978年至1992（上海《新民晚报》＂未晚谈＂专栏）。     

《说文解字》八部字研究(下)

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首创的汉字部首说是我国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伟大创造,但他的部首说及其归部原则并不是无懈可击的真理,比如,《说文解字.八部》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典型。我们充分利用目前所能见到的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文字形体重新审视了《说文解字.八部》诸字,发现许慎的八部归部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偏差,即《说文解字.八部》内的"詹"、"介"、"■"、"公"、"必"、"余"等字本义与八字本义区别较大,入八部不妥。     

再论顾炎武的离析唐韵

对于顾炎武的离析唐韵,一般学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唐韵正》中,而且其研究者多对顾炎武离析唐韵的得失进行评判。本文认为顾炎武首先是以《诗经》用韵为基础来离析唐韵,再在《唐韵正》中扩大离析范围,并综合利用多种材料和手段,来离析唐韵。认真总结顾炎武离析唐韵的古音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认识顾炎武的古音学成就以及研究古音学有重要意义。     

《全宋诗》文化词语拾零

利用文献资料和作者自注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宋诗》中的“横枝”、“浇山”、“泥滑滑”、“寿发”、“眼食”这几条文化词语进行例释,可知它们或为《汉语大词典》失收（包括失收某词和某词的某一义项）,如“浇山”、“泥活活”、“眼食”诸条;或可修补《汉语大词典》释义,如“横枝”、“泥滑滑”条;或可将《汉语大词典》例证提前,如“泥滑滑”、“寿发”条。对这些文化词语进行整理释义,既对阅读宋诗、研究宋代诗学有参考意义,也有利于辞书的编纂与修订,对汉语史特别是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