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哲学与信念——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

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是近年兴起的“儒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诸般思潮中的一种。在“哲学”式微的现代,“生活儒学”执持于从“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进路复兴“儒学”,无疑是发人深思的。而如何理解“哲学”与“形而上学”,乃至于如何定位“儒学”中的“生活”观念,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     

旧哲学本体论的局限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的超越

1.近一年来,关于“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的争论,引起国内哲学界的极大关注。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讨论,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向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2.“实践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两种观点的分歧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实践本     

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引入”的实践,是一种不同于以往旧哲学所理解的实践,它是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精神和物质相统一的桥梁和中介,也是这些矛盾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从实践出发而不是单纯从对象演化的角度规定和解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     

组织学的牛顿旧范式和复杂新范式

从组织学的哲学、方法论、理论及其应用 4个层面切入 ,认为前 3种组织哲学属于组织学的牛顿旧范式 ,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 ,导致当前组织学主流与反主流的对峙。我们认为 ,组织学研究要走出这一困境 ,必须借鉴复杂科学 ,从而形成全新的组织学新范式———复杂范式 ,它有着不同于传统范式的组织哲学、方法论和范式特征 ,应该是当前组织学的替代性范式 ,组织学未来的主流范式     

《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比较研究

<正> 中世纪西欧,“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天主教神学是当时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被奉为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中国没有出现西欧那样的宗教迷狂,自西汉以来儒学定于一尊;南宋以后,在儒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更挟朝廷之力风靡天下。明代以八股取士,命题取自四书五经,答卷须依朱子注释,凡“有乖于圣学经义”者,便被斥为“异端”。作为一种世俗哲学的理学,当然不同于天主教神学,但二者在宣扬禁欲主义、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儒学从“仁”演变为“理”的思维途径

“仁”是孔子古典儒学的核心概念。孔子的“仁”,是当时社会“血缘·政治”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宗法思想的素朴的哲学概皤。“仁”的观念贴近实际人伦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理想,所以,“仁”为核心的古典儒学是“重贤哲学”,这与古希腊的“重智哲学”有较大区别。这种关心人际伦理道德的古典儒学比较平易随俗、富有较强浸染力,它曾渗透于昔日实际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达官贵人的府第、还是寻常百姓之家。     

试论儒学与士阶层的从政心态

(一) 儒学创立之初,着眼点就是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实际问题。这当然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也代表了古代中原历史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从鲁国承袭下来的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它体现了儒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特点:不同于古希腊和印度哲学,不是“爱智”,也不是“出世”,而是主张积极入世、探索为政之道和为人之道。 首创儒家的孔子,在鲁国有短期从政,但并未得到任用。到了战国时期,儒家门生多次     

组织学的旧范式和复杂新范式

从组织哲学的视角,按纵向时间序列探索了组织学范式的发展和演进,结论认为:组织学关于机器、人和一般系统的组织哲学属于牛顿旧范式,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导致当前组织学主流与反主流的对峙。组织学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借鉴复杂科学,形成组织学的新范式——复杂范式,它有着不同于传统范式的组织哲学、方法论和范式特征,应该是当前组织学的替代性范式,是组织学未来的主流范式。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简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阐旧邦”是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方向,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于二十年代,直到逝世,贯穿其一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下面予以简单评述。 《中国哲学史》     

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

通过双重透视,亦即通过海德格尔视域对康德的透视,儒学视域对康德、海德格尔的透视,来探索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海德格尔所谓的形而上学莫基指的是为传统存在论哲学奠基,具有两层含义莫基不仅为形而上学提供新的基础,而且这个新基础将决定形而上学本身的重建.根据这个观念,海德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形而上学莫基工作.儒家哲学的重建也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奠基问题,但是儒学的奠基既不同于康德,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思路.它不是康德式的理性奠基,而是由情感来莫基;但它也不是海德格尔式的"烦"的情绪奠基,而是由"爱"的情感来莫基.     

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其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政治秩序的重建乃是基本的思想主题,而“正名”则是君子“为政”的根本。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儒学展示给人们的思想景观是精神与欲望的冲突,是人性之高贵与卑俗的对抗,“教化”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重要使命。先秦儒学建构的是一个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世界,它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价值资源。     

试谈渤海以旧国、中京、东京为王都时期的儒学

关于“渤海以旧国、中京、东京为王都时期的儒学”问题,是当前史学界研究渤海史和延边古代史中的新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根据有关渤海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作初步探讨。     

旧戏台与新舞台之本质区别

旧戏台是中国式剧场构成的核心。自新舞台出现，中国式剧场从形制到审美都产生了根本性变化。旧戏台以演员为中心，看戏只是作为一种消遣；新舞台以布景为中心，照顾到了舞台整体，它净化了剧场，使得舞台演出成为一个严整的组织系统，逐步确立了“舞台本位”的演剧观念。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属于旧唯物主义

科学地回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属于旧唯物主义”的问题 ,不仅对于恢复费尔巴哈哲学的本来面目具有一般哲学史研究的意义 ,而且对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推翻了一个传统的认识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其是形而上学的而归属于旧唯物主义。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不在其“形而上学性”而在于其“直观性”。因而 ,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深刻本质 ,不是克服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而创立辩证的唯物主义 ,而是在于克服其直观性 ,创立从实践出发的实践唯物主义 ,从人们的历史存在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     

论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旧唯物主义没有找到“从抽象王国通往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恩格斯语），不了解实践的哲学意义，缺乏辩证法的因素，因而滑向唯心主义。然而，学界以往多从历史观上探讨旧唯物主义的唯心...     

公共组织扁平化发展的实践探究——基于“省管县”管理模式改革的个案分析

任何一个组织必须适应其环境才能生存。作为传统公共组织典型代表的官僚制模式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巨大发展的时代变迁下陷入困境,而“新瓶装旧酒”式的改良显然无法改变其保守的本质。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信息化进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公共组织中间管理层次的减少、管理幅度的增宽提供了技术条件和保障,公共组织出’现扁平化趋势。而我国“省管县”改革无疑是公共组织扁平化的有益尝试,基于信息化的网络治理的出现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网络扁平化公共组织将会成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一公共组织终极目标的理想模式。     

从人性论看旧哲学的失误

旧唯物主义乃至一切旧哲学,既不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这既是它们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产生的原因,也是它们在人性论问题上的根本麦误之所在。本文通过对旧哲学在人性问题上的理论考察和分析．指出,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实践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们只有在实践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他的本质规定性。离开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人性,把握人的本质。     

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解构本体论”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然而,本体论恰恰是“哲学”的核心。本体论的必要性在于:人类关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层级性的整体,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因此,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因此,生活儒学建构了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进而建构了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