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与刑事立法关系反思

网络民意与刑事立法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建设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就二者的关系现状来看,网络民意与刑事立法还存在诸多不良互动现象。究其根源,在于网络民意监督权的越位干扰了刑事立法权的正当行使以及刑事立法对网络民意的过度回应。为实现网络民意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立法者应在引导网络民众达成理性共识的前提下,以刑法与非正式规范、其他部门法的外部协调,及刑法内部逻辑自洽为限度,回应网络民意的立法诉求。     

网络反腐:问题与对策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败模式,具有结构扁平化、主体多元化、过程互动化、监督主动化的优势,是对传统反腐模式的有益补充。我国网络反腐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为此,对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当前网络反腐中存在的网络信息真伪难辨、网民素质良莠不齐和网络法规体系滞后等问题,着重探讨了完善网络反腐工作的对策思路,从制度、技术、互动等维度去规范与引导网络舆论与民间舆论,以期对实现网络反腐规范化、理性化、科学化有所裨益。     

网络民意影响公共政策构建的力度和效度

“回应性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中居于主要地位，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意味着加强与改善政府治理模式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意逐渐引起了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回应，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质疑。其实，对于提高政府对公众的回应层面考察，网络充当了一种利益表达渠道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信息流动的载体，基于网络表达的民意同样也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反映了现实中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因而也应该成为政府积极回应社会、构建公共政策的基础。     

信息化时代我国完善网络反腐的政府作为

信息化时代,网络成为全球第四大媒体。我国网络反腐从萌芽到发展再到趋于成熟,逐步发展成反腐败的新战场。但由于网络反腐本身的匿名性、民间性、隐蔽性等特点,使得网络反腐主体良莠不齐,加之法律法规不健全、某些权力部门认识存在偏颇,导致网络反腐存在若干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完善我国反腐败体制,实现网民、媒体、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形成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的有效对接。     

自媒体时代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

近年来,以社交为基础的“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都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成为网络媒体的主体.网络成为社会民声民意集散地,当公共事件发生时,网民会通过自媒体进行意见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由此形成一些在网络上受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本文试图从自媒体的角度探究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的基础,探索网络热点事件产生和传播的因素和规律.     

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的法学解构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意逐渐引起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回应。伴随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利用好网络,使其为政府与公民有效沟通构建桥梁成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课题。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问题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得以合理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机的,而是要纳入制度化、法律化。从而,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公民和政府的行为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都受到法律的制约。     

网络民意表达的辩证分析及完善路径

网络民意表达是网络时代新兴的一种民意表达形式。与传统的民意表达模式相比较,合理的网络民意表达有利于科学决策、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及时掌握舆情和实现网络监督。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网络民意表达的非理性、反馈机制的不完善、表达主体的局限性、道德缺失以及网络水军等问题。可以从政府、媒体和网民三个方面规范网络民意表达,使之更加完善。     

以制度化筑牢网络反腐新防线

网络反腐已经成为我国反腐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网络反腐存在反腐信息真假难辨、失真的网络民意审判、举报信息提前扩散等问题,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群体事件。要克服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憾和问题,实现其功能的最大化,网络反腐就必须与制度反腐相衔接,制度化是网络反腐的根本保障。应该从加快网络反腐法制建设、健全网络反腐工作运行机制、完善网络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网络舆情监控、加强网络反腐廉政教育机制建设等五个维度来构筑网络反腐长效机制,为网络反腐制度化提供路径选择。     

网络民意与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提升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成熟和市场的日渐扩大,网络媒体的影响逐步增强甚至渗透到政府公共管理领域.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兴起的网络民意表达已然成为实现公众参与政府管理的重要途径,即越来越多网民正通过网络渠道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因此,面对不断兴盛的网络民意,政府应该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回应.以大胆迎纳的认知心态,转变对网络民意的基本态度;以科学引领的智慧技巧,打造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机制;以积极主动的行为选择,改变政府应对的被动局面.     

微博倒逼制度化反腐的成因与出路

杨爱平、陈景云、黄泰文在《廉政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撰文认为,微博反腐正成为自媒体时代中国反腐进程中方兴未艾的现象。微博反腐具有显著的正能量,它借助于焦点事件这种非制度化途径,起到倒逼政府介入腐败案件查处的功效,从而加速体制内反腐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进程。微博反腐的倒逼机理在于,它把以前只是由反腐机构与当事人掌握的不对称"内部信息",通过微博这种自媒体发酵为路人皆知的"外部信息",从而实现了反腐机构、当事人与社会公众间的信息相对对称。在腐败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体制内     

涉腐网络舆情的网格化治理机制研究

大数据时代，网络反腐已成为群众参与反腐的一种重要途径，伴随网络反腐而形成的涉腐网络舆情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但是，涉腐网络舆情的生发极易触发衍生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有效治理涉腐网络舆情，已成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前各地方政府推行的涉腐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为创新舆情监测方式，提升涉腐网络舆情研判分析和处置工作效率，实现涉腐网络舆情主动回应，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认为，涉腐网络舆情网格化治理机制是包含网格化监测技术平台和网格化舆情监测、预警研判、引导处置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网格化治理机制的推广应用需进一步转变舆情治理理念、优化信息技术平台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     

从“以人为本”到政府“公信”--新世纪初政府公信力构建的进路评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在施政理念上强调"以人为本"，在执政行为上关注"民生"；在绩效上彰显公平正义，施政方略渗透着人文关怀因素，政府公信力得到了有效提升。但由于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党风廉政与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了冲击。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中，"改革"成为新的常态，防腐败斗争与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政府公信力的重振业已开启。     

延安时期“依法保廉”对廉政法制化建设的启示

延安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运用法制手段治理腐败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围绕“依法保廉”,在廉政法制建设和严格执法方面都有具体举措,为在新时期新的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建设廉洁政治,推进我国廉政法制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基于自组织机制的互联网舆情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空间舆情的防控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互联网本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以互联网舆情的自组织演化为视角,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民行为和网络舆情发展进行实证调研,并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均对网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意见领袖的舆论观点、网民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都将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基于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舆情防控经验,自组织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治理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化媒体协作关系、保持舆情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注重引领网络道德风尚。     

反腐制度论

反腐的根本在于制度建设.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治的框架内实现的,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制度“三性”（制度合理性、制度合法性、制度现实性）的缺失,成为腐败滋生的根源.现今中国的反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制度安排,即从制度的“三性”方面推进制度变革：一是反腐制度路径设计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导向,“人民监督”为前提,体现制度的合理性;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三是科学定位政府角色,限制政府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保证制度的现实性.     

建立健全网络反腐法律制度论要

近年来,网络反腐尽管发挥了明显的正能量和正效应,但是仍然存在不少局限性和负效应.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是导致网络反腐局限性和负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是新时期网络反腐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法律制度,既要坚持审慎适度和循序渐进相结合、规范权力监督主体与规范权力行使主体相统一、“网上立法”与“网下立法”相配套、“废”“改”与“立”相衔接等基本原则,也要抓紧运作网络反腐旧法的修改和新法的制定等基本内容.     

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处置策略研究

在当前新形势下,网络舆情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有关部门在应对网络舆情的问题上,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和沟通;建立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应对处置机制;在加强与媒体互动的同时,要加强网络评论队伍的建设,尤其是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这样就能从源头上降低和控制负面网络舆情的发生和发展,并正确地引导网络舆情,形成主流舆论强势,从而有效、及时地应对网络舆情。     

建国初期反腐成效及其当代启示

建国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的最初实践中高度重视反腐工作,制 定严格的制度,确保反腐工作有凭有据;狠抓、严惩腐败分子,确保反腐工作有始有终;开展优 良传统教育,确保反腐工作截流堵源,开创了廉洁、积极向上的一代党风。这对我们党在新时期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廉政风险防控在实践中的困境与对策探讨

廉政风险是指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或日常生活中不能廉洁从政而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廉政风险防控作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创新举措,自2011年在全国推广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但在基层实践中也存在缺乏理论指导、缺乏高层次制度规范、缺乏社会参与度和缺乏基层执行主体的支持等困境。为了更好地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提高其有效性,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做好廉政风险防控的“顶层设计”;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提高廉政风险防控指导规范层次;创造条件增加社会参与程度,提高风险点排查的真实性;借助科学信息系统技术,创新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     

微博反腐法治化与社会管理创新——新时期官员腐败行为及其治理系列之五

作为一种新兴新型的反腐方式,微博反腐具有高效便捷、公开透明、及时互动的特征,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的关注,成为当下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微博影响力与日俱增,微博不仅成为公众参政议政、言论表达的舆论平台,更是充当反腐倡廉、监督政府的有力手段。必须认清微博反腐的优劣之处,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理念,促进微博反腐法制化、规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