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化的遗民倾向与封建文化的专制化——兼谈《杜诗详注》的文化底色

清初文化的遗民倾向表现在文学、史学、学术研究等领域,这促使了清朝统治者采取极端文化专制政策控制思想,它是清代学术向考据发展的原因,也是《杜诗详注》注重考据、以忠君思想和"诗史"观念注释杜诗的文化底色.     

四库禁毁唐集考述

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一批唐人文集因文字妄诞、作序者与评点者牵连、征引禁书等多种原因被禁毁、删削。其中王锡侯《唐诗试帖详解》与钱谦益《钱注杜诗》两种分别代表庶民通俗文学和士大夫精英文学的唐集禁毁状况,表明了在清代基层社会中,通俗举业文集取代了善本唐集,成为了唐代文学知识传播的主要物质形态。以《钱注杜诗》为代表的多种杜诗注本被查缴,则严重阻碍了清初杜诗学成果广惠学林,影响了清代杜诗学著作的流通和传播。     

钱谦益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钱谦益和朱鹤龄均为清初的著名学者,同为苏州人士。两人因相近的民族立场和学术旨趣走到一起,合作笺注杜诗达七年之久,但数年之后却因立场和学术分歧反目成仇,演成当时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公案。文章试图通过二人交往的排比分析,发覆其交好和交恶的真相,揭示二人交往对清初学术的影响。     

新旧诗歌视阈下的杜诗学嬗变 ——以吴芳吉杜诗学研究为中心

吴芳吉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与诗人。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吴芳吉杜诗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别有独到之处。吴芳吉采用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研究杜诗,把每首诗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与诗人生活经历充分结合进行细致微观论述。在艺术手法上,吴芳吉推崇杜诗用典、叠字和炼句,倡导回归传统的诗教观。吴芳吉高度认同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将杜诗的爱国思想作为教育的工具,传授给学生。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他对杜诗的推崇实际上是在新旧诗歌交替中,对中国本位文化与民族文艺的传承与嬗变。     

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会议综述

为纪念诗圣杜甫诞生1300周年,各地专家学者在古都西安隆重集会。会议议题涉及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与创作、杜诗学、杜诗研究与当下诗词创作、域外杜诗研究、杜甫与长安、杜诗与长安文化等。会议的学术研讨集中体现了以下几大特色：时代气息,文化研究;最新成果,集中展示;命题集中,亮点突出;回归学术,精神传承。     

明清隐逸诗词的感伤情调

明、清两代的隐逸之士,大多出现在明初、清初,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虽不同,但他们都有着易代之际的惨痛经历,都受着高压政治的摧残、迫害。因之,他们在绝望、悲戚中不得不选择痛苦的隐逸之途。且由于某些政治、文化制度的相似、文化思想的沿袭,致使文学领域表现出某些相似性。使这两个时期的隐逸诗文,都少了前代同类作品所表现出的超逸之气,却蕴藉了深厚的感伤情调。     

论钱谦益、朱鹤龄杜诗笺注对宋注的使用

钱笺、朱注从杜注传统资源的挖掘入手,他们在校勘、注释中的进步,或是从前注的疏舛里参悟而出,或是凭借前注之成果向前推进.这样不仅很好地保留了旧注的精华、总结了前人的成就,而且以更为缜密的精神拨正了旧注中的讹夺之处,解决了杜诗学史上诸多疑问.在经历了元、明一段退却的时期之后,清初的社诗学者在前人已有的矿床上作了更为细致的开掘,使杜诗笺注愈为精密.     

清初词人黄之翰考论*

由于文献散佚，清初词人黄之翰其人其事鲜为人知。收罗资料，钩沉辨决，考定黄之翰的籍贯为江苏山阳，生年为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二十八日，卒年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九月初三日，并从《山阳诗徵》与《诗观》中辑出黄之翰诗歌多首。最后，通过考辨认为清初散佚学术著作《杜诗分韵》恐是马骏授意、黄之翰著作。     

庄氏史狱与清初私家修史——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

庄氏史狱是清初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众多,但多倾向于史狱于清初文化的负面影响,本文以清初私家修史为线索,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认为,史狱的发生,使清初以来蓬勃发展的私家修史遭遇挫折,但不足以动摇史家修史的热情。清初民间史家,经历曲折后仍坚韧前行。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潮汕先贤唐伯元集杜诗探析

唐伯元的集杜诗,生动记录了晚明文化历史背景下一个士大夫的复杂情感,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透视其集杜诗的文化心理,有忧患意识上的认同,有诗学思想上的自觉选择,也有明代复古诗学风潮的濡染,同时也是晚明理学家的一种落寞情怀使然。唐伯元的集杜诗,是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在诗歌校勘上,也具有参考意义。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顾宏《杜诗注解》辨正

《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顾宏《杜诗注解》十二卷,实应为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的五律注解部分。在《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文献中,还存在著者、书名、卷数、排列次序等方面失误,因此,在使用和征引《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杜集目录信息时需要详加辨正。     

“沉郁顿挫”与杜诗风格关系之批判性再认识

今日诸家多将“沉郁顿挫”作为杜甫诗风的整体概括.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沉郁顿挫”一说的出处——《进〈雕赋〉表》,则不难看出：“沉郁顿挫”是杜甫实现自身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思维手段,是其“为文治学”的最高准则,而非单纯诗歌风格.自唐以降,对于“沉郁顿挫”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迁移变革过程,“沉郁顿挫”与杜甫诗风的最终结合由清人完成.     

清初毛彰及其《闇斋和杜诗》考论

新发现毛彰《闇斋和杜诗》三卷,结合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毛彰之诗,使我们对其生平及其创作有了更多的了解。据此认定毛彰是清代甬上的第一代诗人,其创作诗歌已入康熙朝,是清初甬上致力于学杜的代表诗人。毛彰的学杜诗歌,标志着甬上诗坛学杜趣尚的改变,同时也代表了唐风的延续,而与清初的宗宋派诗风大异其趣。     

翦伯赞的《杜甫研究》及其引发的批评

1944年,历史学家翦伯赞在《群众》周刊第9卷第21期发表《杜甫研究》一文。其文舛误甚多,曾招致訾议和讥评,尤以杜呈祥《与翦伯赞论〈杜甫研究〉》为代表。这桩学术史上的公案,知者较少且知之不详,故叙其来龙去脉。同时,翦伯赞在此文中的失误,对当下的杜甫研究者而言,亦不乏警示。     

株洲杜甫草堂考

株洲石浦少陵草堂为纪念杜甫住宿凿石浦题诗而建。其始建于宋,盛于康乾,毁于晚清。杜公在凿石浦住宿时间短,留下诗篇少;然而,岁月精准,遗址精确,历代怀杜盛事详实可查,实属罕见。     

杨慎反宋人“诗史”说的阐释探幽——明人对宋代诗学话语的突破口

宋代文人确立了杜甫诗＂诗史＂的地位,但这种说法到明代中叶遇到责难。名儒杨慎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引起明代文人的争论。杨慎反＂诗史＂之说,其论固偏,然其阐释意向却值得重视,他并非质疑＂诗史＂说本身,他的真实目的在于突破宋人诗学的限制。它造成了明代诗学的两大突破,一是对＂诗史＂的全新理解诠释,二是不再以＂诗史＂作为杜诗的最高评价。其说间接推进了明代诗学的自立,这表现在对宋人释杜的否定评价,乃至对整个宋人诗学否定。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