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汉米尔的“杜甫情结”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汉米尔非常推崇杜甫,与中国诗圣缔结了一段跨越古今时空和中西异质文化的诗歌因缘。迄今30多年来,汉米尔一直坚持翻译和传播杜诗,而杜甫、杜诗也对汉米尔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汉米尔常直接以杜甫之名入诗来吟咏杜甫,同时还善于学习和借鉴杜诗,将杜甫诗学理念和艺术技巧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汉米尔的译杜、咏杜和学杜,不仅彰显了其浓郁的"杜甫情结",而且也折射出杜甫不泯诗魂的异域回响以及杜诗在英美诗坛的广泛影响。     

改写者葛浩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改写论"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文章从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的改写现象,总结了他所采用的改写策略和方法,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一些借鉴。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翻译中改写的决定性因素

安德烈·勒菲维尔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通过对大量实例进行描述性研究后发现翻译中的改写大都是由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等权力关系所引起或者说是受制于它们,权力关系因而被认为是翻译中改写现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忠实/对等原则才是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因而翻译中存在改写的首要原因是翻译内在固有的可译性限度而非外在的社会文化等权力关系。     

“改写论”视角下中国古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

勒菲弗尔的＂改写论＂关注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和诗学。中国古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受到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中国古诗英译也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现代美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杜甫诗歌创作与成都地域文化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文学互动的视角关照杜甫在成都期间的诗歌创作,立足杜甫诗歌文本,结合成都文化的自然气候、生态环境、历史积淀、民俗风情、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内容,探讨成都与诗圣杜甫诗歌的渊源与关联。以典型意象为线索,梳理和解读杜甫在成都创作的诗歌,考察杜甫诗歌中的成都特色风物。以成都文化的历史演进为参照,将成都城市文化的典型特点,与杜诗在成都的新变相对比。从字里行间,从情感艺术,细细找寻隐逸在杜诗深处的美丽成都,慢慢体会成都文化赋予杜诗的清新韵味,详细考察成都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多方面渗透和影响。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论杜甫诗歌的身体观

杜甫诗歌中存在大量的身体词汇,体现了杜甫对身体的格外关注,杜诗中的身体书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杜甫走向生命之秋时的身体观念;二是杜诗身体书写中的生存之悲;三是杜诗身体审美的生灵之叹。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加深了诗歌内容的疼痛感;二是形成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三是丰富了杜诗的审美意蕴。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对于研究杜甫及其创作心态、诗歌审美风格有着重要价值。     

从《戏为六绝句》看杜甫的诗观

杜诗之所以有如此空前的成就,亦在于其有较全面、较先进的诗歌观念;而杜甫的诗歌理论,散见其所著诗篇,较重要者有《解闷十二首》及《偶题》两篇,其中能自成体系、奠定杜甫论诗主张者,为《戏为六绝句》一篇。本文分析探讨了《戏为六绝句》的创作动机,并对其诗学内涵重新作了疏证,又联系其它诗篇中的有关诗学理论的诗句,综合讨论了杜甫的诗学理论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与晋唐山水田园诗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罗伯特·勃莱对中国晋唐山水田园诗情有独钟。他主要对陶渊明、王维及杜甫诗歌进行改写。中国古诗经过他的改写生发出一种异域风味。勃莱对中国古诗进行改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凸显自己的诗学主张和精神追求。     

也论道教文化对杜甫的影响

唐代“国教”和唐诗“集大成”者杜甫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分析了杜甫道教观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并且论述了道学意象在杜诗中的具体表现及杜甫对神仙丹药的态度。从而说明了道教文化对杜甫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林译《黑奴吁天录》诗学化改写研究

翻译文化学派的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提出翻译就是改写,改写受到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从诗学化改写角度探讨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中如何置换了原文的诗学风格,成功吸引了深爱桐城诗学风格的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眼球,使《黑奴吁天录》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共鸣,挖掘该译本在翻译实践方面所包涵的价值以及对后世译书的启示。     

勒菲弗尔“重写”理论视域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

华兹生通过向西方英语世界介绍其英译的《史记》取得重大成就,享誉学界。本文借用勒菲弗尔＂重写＂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华译《史记》进行描述性分析,说明华译《史记》是在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影响下对原文的操纵。华兹生成功地在原文诗学形态和译入语文化主流诗学间求得平衡,达到两者和谐相融。     

悲慨：杜甫的生命感悟与杜诗诗美品格

司空图是晚唐著名的诗论家,他的《二十四诗品》是中国诗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杜甫是中国古代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他的诗作代表了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悲慨一品与杜甫的作品及人生经历对照起来阅读,可以找到二者精神内质上的契合点。杜诗集中而全面地体现了司空图所提出的悲慨风格的美学特点,即忧生之嗟和悲天悯人之怀。可以这样说,杜诗是对诗学美学中的悲慨的最有力的注解。     

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杜甫陇右诗在主题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展示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诗人的现实经历与处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息息相关。杜诗里诗学精神的变化也对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沉郁顿挫与钟嵘《诗品》

＂沉郁顿挫＂是＂杜诗学＂论及率颇高的一个词汇。沉郁顿挫是《诗》、《骚》之传统。钟嵘《诗品》充分体现出沉郁顿挫的论诗之旨，而杜甫不论是诗论还是诗作，于沉郁顿挫都情有独系，因此，研究杜诗不能不考虑《诗品》和杜甫诗学在这一诗歌美学境界上的密切关联。     

悖论诗学视阈中的杜诗艺术风格特质新探

“诗圣”杜甫的“集大成”诗歌艺术是一座令后人开采不尽的诗学宝藏,但同时不应被误解为简单的众多风格之“大拼盘”或者玄妙的“奇变”和“天机”。通过当代中西诗学理论的汇通与契合,从悖论诗学理论的学术视角来重新深入审视杜诗艺术风格的特质,杜诗风格组合确实呈现出典型的诗学悖论特质,亦即前贤诗评家     

《落叶哀蝉曲》英译中的意象传递

在对翟理斯、阿瑟·韦利和艾米·洛威尔的《落叶哀蝉曲》原语文本中的意象分析的基础上,对该诗歌翻译者的英译过程中“罗袂”、“玉墀”、“虚房”、“落叶”和“重扃”五个意象的独特翻译,加以讨论,概括其中的意象传递特征,并且通过分析庞德的《刘彻》,讨论了汉语古诗英译中意象传递应顺应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