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论”视角下中国古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

勒菲弗尔的＂改写论＂关注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和诗学。中国古诗在美国的翻译与接受,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受到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中国古诗英译也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现代美国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形式的复活:改写理论视野下林译小说赏析

翻译文化操控学派代表人物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从改写理论视角来看,晚清翻译家林纾典雅流畅的作品实质上是在中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对原作的一种改写。他的翻译小说中存在不少"误译",并因此饱受争议,但这往往是其刻意所为,是他在文化因素的制约下对原作做出的赋予其来世生命的调整。     

翻译的改写功用及其在民族文学兴起中的意义

由于翻译过程中原文要遭遇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观以及文化传统等 ,翻译必然带有创造性。于是翻译被定位为一种针对原作的改写。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探讨作为一种改写的翻译是如何被当作一种为民族文化复兴提供全面动力的途径。     

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从勒菲维尔改写理论赏析林纾的翻译策略

林纾是我国晚清时期的翻译奇才,他的翻译作品典雅流畅,风行一时,因而他的翻译思想、翻译动机、接受环境、对原作的"误译"和"不忠"等都被深入研究和评价。他也因为对原作的"误译"和"不忠"而饱受争议。从翻译学文化操控派代表人物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视角来看,林纾的"误译"和"不忠"往往是他刻意选择的结果,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改写,是他在当时社会文化的操控下,对原作做出的赋予其二次生命的调整,即是林纾在中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等因素影响下对西方文学所进行的改写。     

意识形态对字幕翻译的操控

翻译实践包含了对原语文本的各种形式的改写和操控。字幕翻译过程实际是对原来电影的一种改写。本文从翻译活动的外部??意识形态角度探讨字幕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意识形态的操控分为两个方面: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在这两方面意识形态的操控下,原电影呈现出纯净化,标准化,娱乐化的趋势。     

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翻译改写论对比

传统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本文从翻译的改写观出发,将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的改写理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勒菲弗尔和德里达分别从文化转换和解构主义视角提出了翻译的改写观,二者的观点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勒菲弗尔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认为翻译即改写,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而德里达认为翻译即＂异延＂,任何文本没有确定性和单义性,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播撒、增补、嫁接和改写。     

《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英译的诗学改写

翻译是对原作的诗学改写,诗学地位和诗学态度影响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语言和文化差异影响改写的诗学形式,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诗学操控。在《文心雕龙》创作论思想的英译中,宇文所安占据世界诗学的中心地位,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的策略,根据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实际需求对源文加以创造性地改写,以满足美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杨国斌位处世界诗学的边缘地位,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将东方文论传播给西方读者,以方便其理解与接受,以达到中国文论走出去的目的,传递中华文化。在《文心雕龙》的英译中,诗学始终以一种姿态介入二人的翻译改写中,使其翻译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不同的翻译目的,使其翻译文本都浸染上了杂合化的诗学特质。     

论意识形态对《幸福之路》傅雷译本的操纵

在传统翻译研究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转向"视角的翻译研究背景下,安德鲁.勒菲弗尔论述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形态三个要素对翻译的操纵。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的《幸福之路》从出版至今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在细读译作的过程中,读者可以寻到译文为意识形态所操纵的痕迹。在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操纵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影响甚至左右译者的翻译过程。     

改写理论视角下解读林译小说

林纾是我国晚清时期的翻译奇才,他的作品典雅流畅,风行一时。由于他的翻译小说中存在大量省略、增添、删节,常被翻译界指责为"不忠实"。本文从翻译学文化操控派代表人物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视角出发,结合林纾所处的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分析了影响他翻译思想和策略的因素,探究了林纾在中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等因素影响下对西方文学进行改写并取得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论英汉互译过程中的改写现象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动,即从一种语言符号到另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活动。本文从两个方面阐述了翻译过程改写现象的必然,一是英汉语言结构的不同决定了翻译过程中改写现象;二是英汉语言所在不同文化系统间的差异决定了翻译过程中改写现象。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影响决定了翻译改写的性质,在翻译实践中,改写是经常出现的,有时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始终。     

从影片《花木兰》分析意识形态对配音翻译的影响

迪斯尼影片<花木兰>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经典故事与西方价值理念相结合,在全球范围获得巨大商业成功,通过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花木兰>的配音翻译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木兰形象受到了改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也有所显现,揭示配音翻译是对原文对白的改写,是意识形态操纵的产物.     

试论外宣与旅游翻译中的改写

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忠实,反对改写原文.但在中外翻译史和翻译实践中改写普遍存在却又常常被严重忽视.尤其在外宣翻译和旅游英汉互译过程中,由于意识形态,诗学,预期读者,阅读习惯,审美情感,英汉两种语言结构及各自文化系统间客观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使改写成为翻译的本质属性,也是翻译的必然.     

林译《黑奴吁天录》诗学化改写研究

翻译文化学派的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提出翻译就是改写,改写受到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从诗学化改写角度探讨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中如何置换了原文的诗学风格,成功吸引了深爱桐城诗学风格的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眼球,使《黑奴吁天录》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共鸣,挖掘该译本在翻译实践方面所包涵的价值以及对后世译书的启示。     

看辜鸿铭《论语》英译中译者的隐身——汉文化“外译”还是“外化”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完全以英语行文角度出发,致力于消除文化陌生感和异质性,从而贴合英语读者的理解。笔者以为,辜鸿铭的翻译体现出一种"刻意为之的译者的隐身",是英语强势语地位下的必然之选,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辜鸿铭改写的《论语》译本与其说是外译,或许"外化"这一词更加合适。以目的论角度来说,这种"外化"更易于向西方宣传中国,增强对中国文化的可接受性。但从文化构建角度来说,辜鸿铭的译本过分迎合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和诗学,所构建起来的可说是一种"西化后的中国文化",其译本剥离了原语的异质性,中国特有文化思想被西方文化所压制。     

改写理论诗学视角下《丰乳肥臀》英译本研究

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活动,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的三个因素的制约。本文以改写理论为框架,从三大制约因素之一诗学角度研究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英译本。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法分别从修辞手法、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习语表达二方面分析研究,探讨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从而得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成功地运用了省略、直译、替代的翻译策略,使英译本广受西方读者的喜欢。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翻译主体的概念选择为例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总会带有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翻译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必然影射到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效果。文章拟从不同阶段的翻译主体入手,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译者及其对核心概念的翻译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互相渗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既是意识形态的翻译,也彰显了翻译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透视翻译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     

改写理论视角下葛浩文英译《沉重的翅膀》译者主体性研究

改写理论视角下,翻译是一种改写,译者受到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制约。通过分析葛浩文翻译的《沉重的翅膀》在以上三种因素制约下对原文的改写,总结出葛浩文发挥译者主体性的特点,进而发掘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改写理论视角下可操作的维度。     

翻译中改写的决定性因素

安德烈·勒菲维尔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通过对大量实例进行描述性研究后发现翻译中的改写大都是由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等权力关系所引起或者说是受制于它们,权力关系因而被认为是翻译中改写现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忠实/对等原则才是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因而翻译中存在改写的首要原因是翻译内在固有的可译性限度而非外在的社会文化等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