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理论诗学视角下《丰乳肥臀》英译本研究

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活动,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的三个因素的制约。本文以改写理论为框架,从三大制约因素之一诗学角度研究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英译本。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法分别从修辞手法、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习语表达二方面分析研究,探讨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从而得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成功地运用了省略、直译、替代的翻译策略,使英译本广受西方读者的喜欢。     

林译《黑奴吁天录》诗学化改写研究

翻译文化学派的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提出翻译就是改写,改写受到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从诗学化改写角度探讨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中如何置换了原文的诗学风格,成功吸引了深爱桐城诗学风格的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眼球,使《黑奴吁天录》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共鸣,挖掘该译本在翻译实践方面所包涵的价值以及对后世译书的启示。     

历史文化视阈下的《论语》英译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开始勃兴的"文化研究"思潮更为关注当代文化中处于权力边缘的文化与话语群体,其批判矛头直指"西方中心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让中外翻译界更重视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对译本生成的影响及翻译活动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等翻译的社会属性。在翻译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身份的译者,从自身及"他者"历史文化出发,在原语和目标语之间进行调适,确立符合其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从《论语》英译史及其英译发生的语境来看,《论语》英译大体上经历了从"西方中心主义"向"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转向,从归化以"求同"到异化以"存异"的渐变过程。     

后殖民视角下《水浒传》登译本的文化习语转换研究

继赛珍珠、杰克逊、沙博理翻译《水浒传》之后,1994-2002年间,由登特·杨父子（Johnand Alex Dent—Young）合译的5卷本英译《水浒传》陆续出版。文章以后殖民理论为基础,从译者的价值取向、翻译策略和文化习语转换3个层面对这一新译本进行了考察,认为后殖民语境下的登译《水浒传》体现了译者对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主动迎合,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在翻译策略上表现为典型的改写和透明翻译。     

改写理论视角下王科一《傲慢与偏见》中译本研究

以勒菲维尔改写理论为支撑,以王科一《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研究对象,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如何操控翻译。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控制赞助人、文艺政策、诗学,对王科一中译本文本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词汇层面的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其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翻译中的文化转向,译者的文化取向不同必然影响其翻译的策略,这点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的翻译中得到证实。     

改写者葛浩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改写论"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文章从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的改写现象,总结了他所采用的改写策略和方法,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一些借鉴。     

刘殿爵《道德经》英译本研究——以“天下”一词为例

作为译坛权威之作的刘殿爵《道德经》英译,契合了国人与英语国家人士的思想。以“天下”一词为突破口对译文进行梳理分析,既能凸显出道家（教）思想对“天下”观念的构建功效,同时也有助于勾勒出刘殿爵译本的翻译策略及幕后的改写因素。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寻求平衡是刘殿爵的翻译策略。凸显中华文化魅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赞助人的企鹅出版集团以及《道德经》本身的诗学元素都成为了《道德经》改写的幕后主导因素。     

外宣翻译:意识形态和宣传诗学操纵下的改写

勒菲弗尔的“操纵论”认为,翻译就是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下对原语文本的改写.外宣翻译中的增添、删减、调整、重构,并非出于文本因素的考虑,而是基于中外意识形态和宣传诗学等文本之外因素操纵下的改写.这种改写是外宣译者为了在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中赢得目标受众,取得最佳传播效果而进行的语言转换与协调.     

东方情调化的翻译倾向与改写——以电影《天伦》英译为例的考察

早期电影翻译中存在着有趣的东方情调化的翻译倾向与改写。这种翻译倾向主要存在于西方电影公司购买我国电影后进行翻译的文本之中。电影《天伦》的翻译与改写就充满着东方情调化的倾向,好莱坞译者表面上刻意营造东方情调,突出中国文化的异质特征,而从深层上来看,却将翻译的文本进行了改写,使之更加符合目标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心理预期与审美需求。     

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观论

蓝诗玲是英国汉学界知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曾成功地将鲁迅、张爱玲等中国作家送入西方文艺界门槛甚高的"企鹅经典".蓝诗玲关注翻译文学的内外部生态环境.她对中国文学在英美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的认识,影响着她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蓝诗玲洞悉翻译之"忠实性再创造"的本质.重视语言差异和文体考量,关注文化差畀和读者接受.     

试论外宣与旅游翻译中的改写

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忠实,反对改写原文.但在中外翻译史和翻译实践中改写普遍存在却又常常被严重忽视.尤其在外宣翻译和旅游英汉互译过程中,由于意识形态,诗学,预期读者,阅读习惯,审美情感,英汉两种语言结构及各自文化系统间客观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使改写成为翻译的本质属性,也是翻译的必然.     

从《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看译者主体性对原文的改写

本文试图运用译者主体性理论对《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杨苡和方平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揭示译者在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中,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译本序跋等方面,实现对原文的改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文本内的翻译实践、文本外序跋的撰写,不仅受到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诗学系统的制约与影响,同时受到译者主体性的操纵,这也是对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修正与补充。     

翻译诗学对小说翻译的操纵——以《David Copperfield》两译本为例

"翻译诗学"这一抽象观念是译本比较的一个重要角度。而Lefevere翻译改写理论中的翻译诗学角度能够分析不同译本产生原因及其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分析并比较《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文译本有助于阐明社会主流诗学对译本的影响和译者个人诗学操纵下产生的译本之间文本的差异。从描述性的分析结果来看,在不同主流诗学影响下,不同译者采取各自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译文使译文语言风格,注释表达,情节与人物刻画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而使更加理解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译文的原因。     

《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象称谓的英译研究

译者们各自的神话观在从源语言到目的语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潜移默化地改写或影响了《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 象称谓的英译,而具体的方式或媒介就是通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采用。通过对余国藩和詹纳尔的《西游记》全译本中神仙称 谓和精灵魔怪称谓的英译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勒菲弗尔的操纵和改写理论、韦努蒂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再加上中国传统 神话观,共同影响了对《西游记》中神话人物形象的翻译与改写。     

《红楼梦》中“笑道”译法

本文拟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笑道”两字的翻译做比较，从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的角度找出两个文本在翻译差别上的根源。提出：翻译不是语言层面的简单对应，译文更要受到意识形态、翻译诗学、权力关系以及译者同原文作者、译者同译文读者等之间相互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的操纵。     

欧洲中心主义观照下的19世纪《论语》英译

《论语》英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旨在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分析19世纪的《论语》英译,探讨欧洲中心主义以及由其带来的文化中心主义对译者在翻译策略的抉择上所带来的影响。指出译者因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以及自身所持有的翻译动机和文化态度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习惯性地用欧洲文化思想的术语来束缚思维,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意的歪曲和批判,从而最终影响到了读者对文本的客观理解。     

《文心雕龙》英译述评

西方世界对《文心雕龙》的了解,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真正的翻译却不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从1951至2003年的52年间,出现了七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论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灿烂的风景。《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对于推动中外学界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双重文化意识和翻译策略——析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

林语堂《浮生六记》的英译,展现了在东西方双重文化影响下,译者的翻译总是处在两种文化意识的博弈中,试图在两者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能有效地传播东方文化,又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喜爱。在这两种文化意识影响下,对原著和原作者的责任、对目的语读者的责任以及东西方语言的差异,成为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举例考察林氏《浮生六记》英译本对原文文化元素的处理,希望能为强调翻译这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以及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