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天体论、人性论和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

王充的伦理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王充评判一切社会问题的标准。王充伦理思想的使命和宗旨是“疾虚妄”,即对一切不符合其“命”论思想标准的天人感应论、随命论等虚妄现象进行声讨和批判。王充通过对天体、天道与天地论的批判,对道德神化进行了否定,摧毁了“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提出了禀气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恶论,将人性归于所禀之气,认为是气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通过对“随命”论和“遭命论”思想批判,提出人生的一切在于初禀所得的命,否定了“随命以行”的可能性。     

王充道家思想探析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立论宗旨 ,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 ,以“气”为核心范畴 ,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 ,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 ,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 ,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因此 ,王充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     

“为生民立命”——张载命运论的新解读

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题涉及两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认定其异文,二是如何解读其思想。这一命题既有对孔孟命论的传承,也有对儒家命论的创新。张载"为生民立命"的"命",与孟子"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的"命"一样,都不再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运。他受孟子划分"正命"与"非正命"的影响,第一次把人的命运分为"德命"与"气命",认为对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命运都应当予以安立,但格外强调要以"德命"驾驭"气命"。张载的"立命"观是沿着孟子所开辟的方向立说的,但孟子仅着眼于士人君子的修身"立命",而张载则要为社会大众"立命",即为民众确立命运的道德价值方向,使民众能够据以做出正确抉择,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赋予生活以意义。     

《“命”与“分”》：开理学研究的新生面

李锦全先生的作品《“命”与“分”》通过三部清代小说，揭示了理学“命”“分”思想在当时广大群众中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深刻剖析了理学“命”“分”思想的实质及其负面作用，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开出了理学研究的新生面，给予后学者以有益的启示。     

命定之下的个体修为：王充“贤者命困”论旨趣探微

王充认为人有宿命，而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贤者”的命运几乎必然是困厄的，面对贤者命困的窘境，王充推演出一套关于命定之下个体何以修为的理论。在王充看来，人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性”,操行与命运无关，由此他论证了人在命运面前始终辨明“善恶之行”并坚守“胸中之志”的可贵。对“贤者”的建构，是《论衡》阐释“命”的关键点。贤者不合于流俗，未必以富贵、长寿等“好命”为人生理想，相反，其时常因坚守道德和志向而招致不容，陷入窘迫。但贤者生命价值的实现却不受限于命运所规定的名位和寿命。据此《论衡》推演出“素相”之身份论和“文章”之实践论，为命运不济之贤者建立安身之所，提出贤者超越命运的可能性。“贤者命困”论源自以《穷达以时》为代表的“天人有分”儒家境遇观，也是东汉时代初步觉醒的个体主义思潮在命运观念上的呈现。     

《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创作论

《毛诗序》从创作论角度重新阐释了“风、雅、颂”,其“六义”说是实用主义的创作论,汉代多种思想文化因素给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论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毛诗序》改“六诗”为“六义”以及“六义”排列顺序依旧错综的原因也正在此,关于“变风变雅”,《毛诗序》也是从创作规则改变的角度而言的。     

“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创作论

《毛诗序》从创作论角度重新阐释了“风、雅、颂”,其“六义”说是实用主义的创作论,汉代多种思想文化因素给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论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毛诗序》改“六诗”为“六义”以及“六义”排列顺序依旧错综的原因也正在此,关于“变风变雅”,《毛诗序》也是从创作规则改变的角度而言的     

清代处理藏区赔命价的模式及其现代启示

在当前藏区司法领域,赔命价与国家刑事法制形成冲突,成为藏区社会稳定的隐患。破解此难题,可以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清代中央政府依循“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思路,将赔命价纳入国家法制,利用土司制度解决藏区私人相犯的刑事案件,使赔命价成为藏区社会稳定的有益因素。历史的启示是：解决赔命价难题,藏区政法机关需要摒弃单一的“取缔”思维,寻找赔命价与国家刑事法制之间的契合点和可沟通之处,从而在程序法上实现对赔命价的吸收、在实体法上实现对赔命价的现代化改造,使赔命价为社会主义法治释放正能量。     

论邓小平“台阶式”经济发展思想

本文围绕邓小平“台阶式”经济发展思想，从其社会历史条件入手，深刻剖析了其主要内容：机遇论、方式论、途径论和目的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归旗制度行废述论

归旗制度是满洲统治者为防止驻防官兵丧失本民族特性、渐染汉习而采取的一项措施。但却在要求归旗的同时,也默许了一些驻防官兵居留驻防地。满洲统治者于此间流露出的无奈之情,乃是时势所限。而归旗制度的废止,却为满族不同社会群体的形成,尤其是分布全国的驻防群体的形成拓平了道路,是清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两汉儒家天命思想哲学意义上的阐释

在先秦儒学中,天命思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代,这一思想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天命不可知论和王朝意义上的天命可知论。王朝之命的认识不同于对个人之命的认识。一种是有意的计划,一种是下意识的结果。但不管何种倾向都已经不是道德伦理的问题,而是属于形而上的范畴。这些天命观对汉代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代儒家两层面的天命观的传统发展至魏晋时期,魏晋士人在王朝层面上失去了对道德主义天命观的信心,转向道家的个人意义上的天命观。这一转变的开始,是由王充、王符公然鄙视儒家道德治国的权威性为标志的。     

黄老无为而治与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重建

道家黄老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在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的重建中,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一是当时的形势需要无为而治;二是黄老无为重视法治,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重建;三是黄老无为强调发展经济,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黄老的这些主张在西汉前期都转化成具体的现行政策,因而为建立强盛的汉帝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王莽代汉的舆论考察

王莽从贵戚低层向权力核心靠拢并以和平方式登上皇帝宝座，与西汉后期社会舆论导向关系密切。汉末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易姓改命"和"再受命"思潮渐为时人所接受，为王莽改朝换代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王莽折节恭俭、谦约退让、克心履礼、折节行仁、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等不同时俗的行为举止，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使其成为社会各阶层心目中的"圣贤之人"，朝野内外颂声并作，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拥戴与支持，为其代汉做了舆论上的引导；符命瑞应舆论的制造昭示着其代汉是天命所归，王莽在舆论的推动下"不得已"完成新汉政权的和平嬗代。总之，舆论引导与制造推动了汉新政权的顺利更迭，舆论战在王莽禅汉的道路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透明式”跨族群收养关系的文化诠释——以丽水市莲都区老竹镇沙溪村畲族收养汉族为例

本文以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畲族收养汉族为个案,分析了这种公开、友好、洒脱,呈"透明式"特征的收养关系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功能.该收养关系是畲汉之间长期互动以及畲族洒脱的民族性格所孕育的畲汉之间的互惠行为,它有利于族群间的良性互动和人格的健康与社会的和谐.     

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

现存最早记录昭君自请远嫁匈奴故事的文献<琴操>,目前学界多认为是东汉蔡邕所撰,此书并全文收录了所谓昭君所作的琴曲<怨旷思惟歌>.然而,通过对今本<琴操>作者问题的考证,可知此书实出于晋代.据此可知,含有自我意识觉醒成分的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是东晋文学自觉风气的产物.它的产生,印证了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期的开端.     

故事、品式和西晋赋税的"品式章程"

"故事"流行于两汉,指"旧事"、"往事前例",据之以行"吏事",西晋被规范为"常事"的"品式章程",而收存它的档案亦称"故事",后又为一种史学体裁的名称。"品式"亦流行于两汉,许多制度都分品有式,品、式结合。"式",样也,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魏晋时"品式"更加盛行,"常事",即一般事务,都有"品式"和"章程",品式与章程往往结合一起。西晋时,赋税被视为"常事",有"品式章程",留下了"品式"制的一个最宝贵的实例。"式"(样),用作"比","依样定户等上下",是西晋"户调式"的主要功能。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金马碧鸡信仰考论

金马碧鸡崇拜起源于汉代以前的卭都国,在汉宣帝派遣王褒迎请金马碧鸡神事件发生之后,这一崇拜在以川滇巴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广泛且长久传播,特别是在昆明、成都、重庆各地不仅建立了金马碧鸡祠,而且出现了与之相关的金马碧鸡坊,乃至金马碧鸡山与台,使得金马碧鸡成为古代西南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信仰。而今,人们多数已经不了解这些坊名、山名、台名与金马碧鸡信仰的关系,重新考证、勾辑这种信仰,其实就相当于回归古代地域文化的历史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