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肉刑的废除过程对死刑废除的启示

肉刑从五帝时代产生,到清朝完全废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肉刑在历史中有其特有的预防犯罪和实现报应的功能。肉刑的产生,实现了肉刑报应和预防犯罪的功能;肉刑的反复过程,是寻找肉刑的替代刑的试错过程;肉刑的废除,是肉刑的功能被社会成本更小的刑罚所取代。从刑罚预防和报应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肉刑产生、反复和废除的过程,这对当前处于困境中的死刑存废问题有所启示。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对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死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文帝改制考释

汉文帝改革刑制,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刻人肌肤,残人肢体”的肉刑。这是汉文帝的一个历史功绩。遗憾的是,由于《汉书·刑法志》的记述过于简略,对于废除肉刑前后刑制变化的情况,人们颇有误解。《睡虎地云梦秦简》的出土,为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材料。     

耻辱刑刑种试析

耻辱刑与肉刑、死刑、附加刑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刑罚体系。耻辱刑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是一种主刑、也有可能是一种附加刑 ;有可能是一种独立的刑种 ,也有可能就是肉刑、死刑的一种。     

宋代酷刑论略

在中国封建刑罚制度史上,有两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一次是西汉文景时期,从法律上将奴隶制度下所实行的肉刑废除了,为封建刑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次是隋文帝制定《开皇律》时,废除了枭首、车裂等酷刑,确立笞杖徒流死为封建五刑,而在死刑中止存斩、绞两种,使封建刑罚制度向着文明又前进了一步.但是,刑罚作为皇权“威严”的体现和阶级镇压的工具,又无不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和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而法外用刑.可     

“刑不上大夫”之“刑”为“肉刑”说补证

我们曾在《“刑不上大夫”的真谛何在?》一文中提出“刑不上大夫”之“刑”为肉刑(不包括死刑)说。年来读史,偶有所得辄记之,因成《补证》一篇,益坚前说。 《晏子春秋·杂下》说:“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管子·中匡》说:“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罪)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据此可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基本上分为三等,即死罪、刑罪、罚金。其中死罪最重,罚金为轻,刑罪介乎二者其间。这个轻于死、重于罚的刑罪当指损害肢体的肉刑,此其证一。     

简论我国少数民族与中国古代法制的发展

一、上古苗族法制一斑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肉刑。这肉刑发明的时间虽难断定,但却可以肯定首创者是苗族.目前,这个观点很流行,并且已经写进了《中国法制史》的统编教材。他们的根据是《尚书·吕刑》中的一段话。即: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这个根据,粗看似乎很可靠。第一,在《尚书》各篇中,《吕刑》真伪之争最少,学术界大多承认它是比较可靠的史料;第二,“五虐之刑”就是劓,刵、椓、黥、大辟这五     

死或者不死——对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法经济学思考

对于死刑这一刑罚制度,特别是经济性犯罪适用死刑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和理论界争议的热点,许多学者纷纷要求遵循世界趋势废除死刑制度,特别是废除经济性犯罪的死刑制度。从法经济学视角,分别结合贝克尔、波斯纳等学者的理论观点,运用理性人假设、刑罚边际威慑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得出对于经济性犯罪适用死刑是缺乏效率的,而适用罚金刑更加合理的结论。     

卜辞所见商代寇贼的犯罪与惩罚

殷墟卜辞中 “寇” 的用法有三: (一) 用作动词, 表示劫掠、 侵犯之义; (二) 用作名词, 表 示寇贼之义; (三) 用作名词, 表示人名、 地名、 族名。 我们主要探讨了卜辞中作为名词表示寇贼的 “寇” 的犯罪、 抓捕与惩罚。 寇贼曾闯入商人宗庙大肆劫掠, 被商王视作灾咎事件, 而其罪行当远不止于此。 商王 对于寇贼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 发动了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从选派人员到抓捕过程、 结果频频占卜, 颇为重 视。 商王对于抓获的寇贼予以严厉的惩罚, 主要表现为刑罚, 即肉刑与死刑。 在肉刑方面, 寇贼主要被施以 刖刑; 在死刑方面, 商王采取了与祭祀结合的方式剥夺寇贼的生命权, 将之用为人牲。 除此之外, 在特殊情 况下寇贼还被商王用作战争工具, 仅见于商人伐 方的战役, 但并非主力, 似不能高估。     

杖刑源流论考

中国杖刑历史极为久远。远古笞杖鞭不分,均源于鞭扑薄刑。就其在刑罚中的地位而言,三代鞭扑之刑不入五刑;西汉文景废肉刑、定笞刑,依然笞杖不分,却是主刑;东汉已有杖刑,但为法外刑,往往鞭杖连称;魏晋时期杖刑虽不入五刑,但已为法定刑;从北魏时起,杖刑是五刑之一,且是最轻刑等;从隋朝至清末,杖刑则作为稍重于最轻刑等的笞刑而列入五刑。此外,有时,它又是附加刑或代用刑。清末修律,废除了杖刑,但它在社会上仍然有着消极影响。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