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亲亲相隐制度

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源于儒家思想,其合理性基础是人性的根本需求,当行为人面临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冲突时,法律是不能强人所难的。顺应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之需要,解读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价值蕴涵,并借鉴国外刑事法的相关规定,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孰之权利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规定的一项义务,其对应的是被容隐的权利,当代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拒绝作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对应的是国家不得强迫公民来证明其亲属有罪的义务,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亲亲相隐不能适用于当代法律制度。     

从“亲亲相隐”制度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兼论“亲亲相隐”制度于当代重构之法律思想基础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思想,是传统社会中礼治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在当代许多国家都普遍设立了关于亲属间相容隐的制度时,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领域却是一个空白,但完善这一制度又是必要的。文章通过对传统“亲亲相隐”原则在制度和理念上的分析,得出在传统与现代的法律理念之间,要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应如何考虑对建构这一制度在思想基础上的取舍。     

“亲亲相隐”与现代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制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诉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律制度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亲属免证制度,有益于关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一项司法主张,之后在历代法律中得以确认.大义灭亲则一直是国人对于公理正义的追求.这两种原则实质上反映了"情"与"义"在法律领域中的冲突,作者通过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原则的对比分析,阐明其对当代中国刑法制度完善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刑事立法价值

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及发展有经济、伦理、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根源。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进行理性分析，“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其独特的刑事立法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刑事法制中适当引入“亲亲相隐”制度，这既是继承我国法制传统中相隐制度的合理成分，也符合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浅析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对古代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很大影响。本文着重分析了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法律价值和伦理价值，以期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     

论亲亲原则与完备德性--与刘清平等老师商榷"亲亲相隐"的合理性问题

“亲亲相隐”的讨论在哲学领域和法学领域有所不同。哲学上 ,它与终极关怀意义上的完备德性原则相悖 ;而法学中 ,司法过程必须充分考虑到“亲亲相隐”的现实性。“亲亲相隐”的基础是“亲亲为大”的“亲亲”原则 ,这种原则只是人生的初级的必然和偶然原则 ,应该在反思后 ,进行超越。以情感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道德序列 ,现在 ,应该颠倒过来 ,建立以信和智为基础的新道德。     

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在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决定的。该制度从自然伦理层面看,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从社会伦理层面看,体现了经权相济的思想。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建立现代的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论我国刑事法律应怎样重建“亲属容隐”制度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存在了几千年,但建国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被彻底废除。目前,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已经势在必行。本文论述了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现实可能性,对重建亲属容隐制度进行了设计,以期对亲属容隐制度的重建提供建议和意见。     

政府自利性:问题与对策

政府代表公共利益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与此同时,政府追求自身利益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由此可知,政府是具有公利性和自利性的矛盾统一体.当"官意与民意"相左、"公意与私意"背离时,政府的自利性与公利性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兼容,政府自利性的消极影响随之显现出来.政府自利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政府在承担其职能时将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而行动,从而导致政府实有职能的扩张和应有职能的萎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建立以报酬激励和晋升激励为导向的功绩制、以适薪养廉为依托的薪金制、以及以约束为基础的权力平衡和制约机制.即建立健全兼容的激励机制和高效的约束机制,是解决政府自利性问题的基本制度安排.     

容隐的道德内涵及制度重建

在儒家的道德框架内,容隐具有道德正当性,正当性体现在其对道德冲突的处理、人性的认识、道德顺序的认识等方面,它反映了人性的内涵,因而也具有普遍性。同时,亲亲相隐和腐败无必然联系,以废除容隐来制止腐败并不可行,当前很多国家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法律因缺乏容隐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综合考虑对亲属亲疏程度的区分、对行为方式的区分、容隐的例外制度等因素,以重建容隐制度。     

对于我国证人拒证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的现象十分普遍,已经成为困扰司法的一大因素,严重影响了审判的公正与效率.深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失衡,以及缺乏完善的证人保护机制.应当通过完善证人制度,提高公民对作证义务的认识,加强证人权利保护的力度,同时通过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以及作证豁免制度等来改善我国证人作证难的现状.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专家证人

专家证人作为证人的一种,其出庭作证需要一定的条件;它和一般证人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在我国,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不宜建立和移植专家证人制度,而只能借鉴专家证人制度的合理之处,对我国鉴定人制度进行改造。     

罪刑法定视野下犯罪学与刑法学关系的研究

刑事一体化作为一个矛盾综合体 ,其各要素之间地位作用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矛盾体的性状。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在刑事一体化这一综合体中是主要矛盾。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学的价值所在 ,而犯罪学的研究亦应遵循这一人权保护原则。在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处理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应以刑法学为基础 ,以犯罪学为先导 ,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超越感性——评约翰·亨利·梅利曼的《大陆法系》

读梅利曼先生的《大陆法系》,感受颇深,收获很多。尽管其序言中写到:“本书专为业余读者而非法学专业人士而撰写。”[1](P1)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本书对法学专业的人来说,价值更大,尤其是对中国的法学研究人员来说——至少有助于突破传统的对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所形成的只是     

私法、公法、法治、自由——哈耶克法律思想评介

私法是调整个人活动的正当行为规则,公法则是规定政府之特定官员和机构所必须做的事情的组织命令.[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208.]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260.]自由就是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受共同目标的束缚.[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9.]法治是自由的保障.     

论牵连犯

牵连犯是罪数形态理论中的一个让人倍感困惑且复杂的问题。目前只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承认牵连犯,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不承认牵连犯。虽然目前存在牵连犯的存废之争,但是牵连犯在罪数形态理论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为了准确把握牵连犯的内涵,应当以折中说为标准来具体分析某些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牵连关系。在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上,应当以从一重处罚原则为主,以数罪并罚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