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及其消解路径

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体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双赢。但当政府利益结构由合理形态向非合理形态转变时,政府自利目标便凌驾于公利目标之上,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公共利益委托人虚位,公共利益代理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及作为联系委托人与代理人中介的行政产出的内在特性,是导致政府利益结构由合理形态走向非合理形态的深层根源。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自律机制以遏制政府利益结构的异化。     

试论政府自利性及其矫正对策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自我服务的倾向,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属性。政府自利性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政府自利性的膨胀会带来政府权力的扩张、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发生偏差、腐败蔓延、政府功能衰退和政府合法性丧失等诸多弊端。矫正政府自利性的措施是建立完善的责任机制并努力使政府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结合起来。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治理主体的利益异化分析

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农民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生态治理主体。他们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有不同的利益表达：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统一于生态治理的公利行为中;乡镇企业的社区责任要求其承担起社区的环境责任;农民则要求实现生存权利和发展利益的统一。但是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这种利益表达出现了异化：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的膨胀导致其生态治理公利行为的狭隘化;乡镇企业的社区环境责任逐渐淡化;而农民的发展困境则导致了农民对地方生态利益的短视。正是这些利益异化行为导致了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     

巩固和加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基于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关系视角的思考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不合理的政府自利性削弱政府合法性基础,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从政府自利性与政府合法性关系的视角,进一步探析了加强和巩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解读——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观分析

政府与市场关系历经几次大的历史演变,仍未找到最佳契合点.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范围就是市场失灵的地方,即提供公共物品;由于"经济人"自利和理性在政治领域的存在则使实现政府职能的公共选择机制变成了利益与实力的较量,最终导致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既承认政府的必要干预,又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试图利用制度约束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从而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解读.     

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控制——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政府行为透视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属性,政府自利性的膨胀必然带来政府权力的扩张并危害公共利益.因而,应通过法律制度的控制,行政伦理控制、社会力量控制等方式来减少政府自利性行为发生.     

从利益维度看政府的基本职能

政府基本职能问题的实质在于解决政府"最应该做什么,最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具有最大化的普适性。以利益作为逻辑起点和分析维度,通过对追求私人利益的私人事务和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的分析,以及对作为一种旨在解决私人利益问题的制度安排市场制度的探讨,说明政府作为最能执行选择性激励的"集团",其基本职能在于对全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     

政府自利性与公开政府行为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具有自利性的属性,该属性决定了政府行为有寻机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和趋势。政府自利性的属性必然和政府为公益服务的目的性产生矛 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使政府的行为始终围绕公共利益进行,一种有效的对策是公开政府行 为。公开政府行为既有利于把政府自利性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又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 公开政府行政行为必须上升为制度建构。     

政府执业人员的自利性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执业人员在具体执业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情况的不当自利性行为,如官商勾结、"三乱"现象等给非公有制经济正常发展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和不便,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正确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政府经济职能的公共性和其执业人员自利性之间的关系。     

近代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试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还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空间,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防止财产性收入比重增加引起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一环。为此政府和市场要互补长短,协同推进。     

论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解体与留学教育在近代的兴起有着一定的关联。留学教育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们突破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束缚 ,动摇了科举制度的思想支柱 ,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价值取向 ,重塑了国人被扭曲的人格 ,为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树立了样板 ,这样 ,科举制度的解体成为大势所趋。     

《公务员法》出台的障碍分析--结合《公务员法》草案规定

我国<公务员法>的制定已经进入了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但是由于<公务员法>草案中在与WTO和国际接轨、公务员定义和范围界定、公务员的进出升降奖惩等方面、对公务员的监督以及保障公务员权利五个方面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给<公务员法>顺利通过带来了障碍,只有真正解决了以上问题<公务员法>才能顺利出台并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于我国政府人事管理体制的研究综述

我国政府人事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人事管理机构的调整一直在循序渐进地进行着，但就政府人事管理体制本身而言，我国政府一直采用党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分部分级管理的人事管理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可是政府人事管理体制中的“管理谁—管理对象：关于我国公务员范围与分类问题”、“谁来管—管理主体：关于党政人事管理部门交叉问题”和“怎么管—管理制度：关于国家公务员制度弊端与改革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探讨的观点众说纷纭，甚至争论不休。     

论公务员的抵抗权

公务员在担当行政职责的同时,应享有相应的权利保障。我国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确立了全体公务员对于上级错误的决定或命令拥有抵抗之权利,但对于此种权利的行使边界、救济程序并未臻于完善。公务员抵抗权的研究需要从权利基础、权利边界以及权利救济等维度予以立体性的审视。同时,作为行政主体内部完善的有效保障,公务员抵抗权更需要来自立法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民众的正向关注。     

浅论公务员的拒绝执行权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对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具有拒绝执行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征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一权利的行使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明显违法"、行使程序及该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作出认真分析,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试论占有制度

对占有制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提出应该给占有制度进行正确的民法定位 ,并认为中国民法至今没有占有制度是一个重大缺陷。主张中国民法应该吸收并超越国外有关占有制度的理论 ,还占有以本来面目 ,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以“所有—占有”为核心的物权制度。     

论行政法治下的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只有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是依赖于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要积极推进政府法治建设。政府要树立为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要依法行政，建立完善的行政权力监控体系。     

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特征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公务员的渎职事件不断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为此,日本政府于1999年4月颁布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具体规范了公务员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特别职公务员与一般职公务员伦理立法相结合;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内容细致、可操作性强;在对公务员不当处分的救济程序上体现了《行政程序法》与《国家公务员法》的衔接。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规定对我国反腐败的立法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法官惩戒程序研究

自清末修律以来,关于法官惩戒的思考与立法实践一直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模范中西,斟酌损益,制定了一系列的惩戒规范,构建了独特的法官惩戒制度.根据《公务员惩戒法》,法官惩戒的启动权属于监察院,审议权属于司法院内设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两者皆有严密而公正的程序,体现了正当程序的基本原理.我国当前尚无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反思这些历史资源,可以为我国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