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初状态到正义原则--评析罗尔斯的契约论证明

已故当代新自由主义伦理学的领袖人物罗尔斯在伦理学方面的一大贡献是关于正义理论的契约论证明.罗尔斯主要是借助契约来证明自己的两个正义原则.本文对罗尔斯的契约论证明,尤其是对其理论核心的"原初状态"以及从原初状态推导出两个正义原则的过程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正义与仁爱：罗尔斯和桑德尔的分歧

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将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然而,共同体主义者(也被称为社群主义者)桑德尔并不认为正义必然优先于仁爱等其他美德。桑德尔针对正义的优先性进行了三方面的批评:第一,罗尔斯所描述的经验性的正义环境不具有普遍性;第二,罗尔斯将原初状态的人们设定为相互冷淡的,忽略了人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爱的倾向;第三,罗尔斯反对以仁爱作为社会制度首要美德的重要理由——个人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是站不住脚的。     

正义原则与家庭正义——罗尔斯与苏珊·奥金的正义之争

苏珊M.奥金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罗尔斯正义原则进行了批判,认为罗尔斯缺乏从家庭中的性别正义角度思考。当奥金将家庭纳入到罗尔斯正义理论,并试图以此来建立一种家庭正义的体制时,我们会发现,奥金不仅挑战了西方以"公共/私人"二分的政治传统,也进一步反映出了罗尔斯的诸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隐含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方法得出的家庭正义原则,最终将罗尔斯陷入一个尴尬境地,即要么选择在家庭之类的私人领域中维持必要的不平等和不正义,要么让家庭走向解体,面对一个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方案与命题。     

罗尔斯国家正义理论的哲学架构

在罗尔斯的国家理论中,实现正义是核心。为此,他从哲学上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试图论证只有自由民主国家才可能实现国家的正义。而国家正义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私矛盾的调和。这样,罗尔斯就在哲学上构思出了“个我之善”与“公共之善”,企图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调和这对矛盾。该文系统地分析了罗尔斯在国家正义上的哲学构思,揭示了即使在自由民主国家内部,公与私的矛盾也是难以调和的。因此,罗尔斯要实现的国家正义说到底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乌托邦。     

论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启示

"原初状态"假设是罗尔斯发展正义理论的方法论出发点.他以古典契约论方法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无知之幕"装置,对将要选择两个正义原则的主体进行知识限制和具体特性设计,使"原初状态"在形式上完全成为一种纯粹的正义程序.这一独特的方法论构建思路对于我们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如何合理理解公正的制度、什么才是公正的制度以及制度如何运行才是公正的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隔裂,还是融合?——阿马蒂亚·森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阿马蒂亚·森在其<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并强调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应相互贯通、相互融合的思想.他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长期分离的历史事实对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危害严重,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重新贯通经济学和伦理学之内在联系的观点.这一思想不仅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     

罗尔斯“原初状态”及其困境阐微

"原初状态"是罗尔斯《正义论》一书的逻辑起点,它并非被设定为历史上的存在,而只是思维中的存在,即一种假设的存在状态。罗尔斯正是通过这种假设的状态使政治哲学重归契约论,实现了契约论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的复兴,但这种预设的理论本身却存在着诸多困境,体现在正义的环境、无知之幕和选择对象的设计等方面。     

困境与回应: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理论的修正

"原初状态"理论既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又是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论证方法,其要素包括选项预设、信息预设、主体预设、环境预设、心理预设五个方面.虽然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行文结构严谨,论证审慎小心,结论豁达易行,但他的"原初状态"理论同样受到"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前者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契约各方--主体的假设上,后者则集中在社会合作必要性、可能性和利益性方面.出于对以上批评的回应,罗尔斯对"原初状态"理论的三个方面即理论适用范围、社会特征、契约主体作了认真的修正,以期进一步增强理论的说服力.     

罗尔斯、孟子美德政治观的比较与融通

原初状态下,罗尔斯无知之幕加相互冷淡的情境限制,事实上是一种道德假设,使得通情达理的人(Rational and Reasonable Beings)依据其道德本性选择正义原则。孟子从乍见孺子入井的心理实验出发指出人皆有善端。二人都强调“人性有善”的人性观。从相同的人性假设出发,罗尔斯走上了由制度美德矫正个体美德的正义进路,而孟子却走上由个体美德匡正制度美德的正义进路。二人之所以有此差别,盖因二人主体思维的差异。罗尔斯坚持主客体分裂的认识方法,采用逻辑建构和理性推导向外探求事物的客观性;孟子坚持主客体统一的认识方法,认为天道寓于人道,采用慎独修身的修炼进路反身向内探求人之价值所在,实现人道即是在践行天道。主体思维方法的不同使得二人的政治哲学都存在内在的缺陷,但也为彼此不同程度的理论互补提供了契机。     

对罗尔斯正义观点的思考——读《正义论》有感

《正义论》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著作",其研究的内容涵盖了涉及社会正义的广泛的领域,研究的社会正义问题更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罗尔斯从道德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在研究社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过程中来探讨怎么样合理地划分社会利益和社会担当的问题。罗尔斯的这一思想引发了西方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界对于"公共理性"与社会行为、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体要求、个人价值与社会正义、社会多元与社会统一、自由与平等、民主与秩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广泛讨论。因此,西方政治哲学界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开启了"罗尔斯时代"。     

罗尔斯正义伦理学视野中的代际公正问题探析

公正性问题是现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而代际公正问题则是这一问题域中的一个难点所在,并且它又是人类可持续发展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罗尔斯从正义伦理学的视角提出的正义储蓄原则无疑在这一问题上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而理解罗尔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则需要从理论背景、逻辑前提、价值取向和具体方案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考量。     

"原初状态"中的诠释学循环——罗尔斯对契约论中循环论证的克服

契约论一直以来都面临着循环论证的陷阱,所以早期的契约论者不仅将原初状态推到遥远的过去,而且还要借助许多超验的理论来避开它,然而当罗尔斯面对这个问题时,由于人类学的发展和超验理论的衰败,使他不能再通过传统的方式来躲开这一陷阱。为了使其正义理论不致因此而失效,罗尔斯实际上采用了诠释学循环的方法,使以前“坏的循环”变成了促进理论进一步深入的“好的循环”,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循环论证的陷阱,使正义理论有了一个较为可靠的基础。     

罗尔斯分配正义及对我国分配问题的启示

罗尔斯的正义论不只是对传统正义观的继承,更是对其的创新和发展。它较为深刻地论述了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基本问题。分配正义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遇到的核心问题,是诱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罗尔斯所提出的解决分配不正义的基本原则和设想,给我们勾画了一个自由又平等的社会愿景。其《正义论》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社会不正义的极其优化的解决方案。     

“全球伦理”何以可能？——《全球伦理宣言》若干问题与儒家伦理学

儒家伦理学可为"全球伦理"的基本理念提出一种儒学的辩护,同时也对其学理缺陷提出一种儒学的批评。伦理学在观念层级关系上有一个基本区分"伦理原则→伦理规范",儒家谓之"义→礼",其中"礼"(规范)是可以损益的,而"义"(原则)才是普适的。"全球伦理"没有作出这种区分,其仅仅着眼于规范的选择,而缺乏原则的基础。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原则,而是适应当下的全球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规范选择,因此,一方面,它并不是绝对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为寻求一种普适的伦理原则,经验论和先验论的方法都有问题。儒家伦理学的"仁→义→礼"结构、即"仁爱精神→正义原则→社会规范"结构,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鉴。其中"义"指两条基本原则: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适合特定生活方式的条件。     

从自由到平等——论罗尔斯对社会契约论的继承与发展

罗尔斯通过对“无知的面纱”和“原初状态”的设计,最终推出了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通过对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原初状态”及其两个正义原则的分析,指出了罗尔斯对社会契约论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政治哲学从自由问题向平等问题转换,对于政治哲学在自由的基础上解决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正义与国际正义——在国际政治领域构建正义原则

国际正义是罗尔斯晚年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强,而具有普适性的"底线伦理"以及日益确立的共同价值理念,也为"国际社会"的发育成熟提供了条件,使得我们有可能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推演开来,构建起国际正义的原则。     

政治的正义观——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通过两个前提的预设,把正义的理论限定在政治领域中,并进一步论述了政治的正义观的基本理念、特点以及制度框架。尽管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但企图调和个体和群体的尝试并不成功。同时,他的政治正义观的构建思想虽然有别于传统的道德构建思想,但社会规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非圣贤选择。     

我国政治伦理学的历史发展、研究状况及其展望

政治伦理作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一种特殊的意识表现形态,主要研究对象是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自古以来,政治伦理学就受到世界各国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关注,但政治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化、系统化的学科,则以1971年罗尔斯出版的<正义论>为显著标志.我国的政治伦理则萌芽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以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年以来,我国学者对政治伦理研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对罗尔斯宣言的一种解读

罗尔斯所致力于的,不是经验地描述既有的制度允许或是不允许哪类行动,不是把任何给定的制度或行动当作现成的正义模型然后再对其他制度和行动予以解释和评价。罗尔斯关注的,是如何为制度正义、行动正义、动机正义乃至人格正义的结构内容和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提供合理解释和规范辩护。因此,当罗尔斯在他正义之思的开篇宣言里重点提及制度的正义问题时,他一定不是在漠视行动正义、动机正义或人格正义。相反,当罗尔斯强调正义的首要主题是社会制度时,他一定有更深的理由认为:要首先对关乎社会制度的社会正义进行建构式理解,才能更深地洞悉人的正义(行动的、动机的、人格的正义)。     

试析罗尔斯的正义观对功利主义的超越

罗尔斯正义观虽然在其论证正义的前提、过程和目的等方面包含有功利的考虑 ,但是并不能归结为功利主义 ,罗尔斯在对可能功利、分配差别的考虑和正义的论证等方面超越了功利主义。罗尔斯正义观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可能性的考虑脱离了现实性的基础 ,而使其正义观具有较多的理想色彩。从解释学的视角看 ,作为社会正义的共识应是可能功利与现实功利的统一 ,是每一个具有正义前结构的个人视界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