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法律保障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人权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实现问题。建国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权利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国家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力度也不断加强。同时,少数民族的发展权更是举国关注,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增加规定的少数民族获得利益补偿的权利和少数民族的资源权利是其发展权的重要体现。     

少数民族发展权的宪政定位

宪政固然是现代社会普世的法律与政治追求,但在特定语境下,它会表现出特定的发展模式与路径.中国语境下少数民族发展权的保障与实现,是实现中国宪政的必要路径与基础.少数民族发展权的保障与实现能从功能上为中国宪政提供纵向与横向权力理性配置的结构性基础;对少数民族发展权进行规范性建构本身也是少数民族及其公民的宪政权利之一.不仅如此,少数民族发展权的保障与实现还能促进少数民族及其公民宪政认同的发展与形成.     

少数民族权利是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内容

少数民族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是国际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历史上，国际人权保护始于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现代国际法中，虽然没有专门的条约规定，但在国际人权法中都规定了国家负有保护本国少数民族权利的义务。对少数民族权利实行国际保护，一是保护少数民族的平等权，二是保护少数民族的发展权，这既是世界人权保护的要求，也是少数民族的愿望。同时，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离不开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是具体实现少数民族权利的基础和保障。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政府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方面一贯采取积极态度，实行国际合作，履行国际义务，为此作出很大贡献。中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促进少数民族平等权和发展权的完全实现。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权内涵的变迁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权是关注少数民族集体和个人经济发展权利的一种新型权利话语,其概念的逐渐清晰得益于权利基本话语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其内涵的不断变迁深受发展观的演进以及国家治理理念转变的影响。从中国国情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现实环境出发,从国家经济发展宏观观念演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理念变化、国家治理与经济社会治理理念转变角度探讨"民族经济发展权"的内涵变迁颇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发展权的确立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人权事业的贡献

发展权是人权概念的新发展。人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同时又是一项集体的权利。发展中国家优先关注和最为迫切的是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发展权作为一项集体人权首先被确认的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是民族自决权的一种延伸和发展。把发展权明确规定为人权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国际人权事业的一个创举。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和民族特点自由制定其发展政策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各国有义务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障碍方面相互合作。促进发展权的实现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的长期任务。中国一贯重视发展权,努力促进发展权的实现。     

经济权利及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概念辨析

近代以来,法律对经济权利的明确保护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其外延大不相同,不同的社会主体所享有的经济权利也不完全相同。少数民族经济权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动态发展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外延在不断扩大,少数民族经济权利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包括民族经济平等权、民族经济发展权、民族经济自治权、民族经济获得帮助权的完整体系。     

论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护的正当性

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护的正当性是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护的理论问题之一,从平等与特殊保护、发展权及文化多样性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为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护的正当性作出解释,以期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权利.     

生存权与发展权比较视域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生存权不仅仅包含生物式生存的权利,还包含着社会性和文化性的权利。发展权是谋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权利,尤其强调发展的机会均等。生存权的实现离不开发展权的实施,发展权的实现又以生存权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离开生存权谈发展权或者离开发展权谈生存权,都不具有现实意义。国家对生存权进行法律保护所承担的乃是一种直接责任,对发展权的保护承担的是一种间接责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是一个既保护生存权又保护发展权的系统的救助工程。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把生存权具体化为最低生活保障权,使贫困人口拥有法律上的请求权,对于发展权的保护还是主要要依靠政策来实现,这些政策当然要逐步的实现法律化。     

论土地发展权的地位

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土地发展权具有抽象性、潜在性、政策性和工具性。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诸项权利中的一项。土地发展权的创设可以弥补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缺陷。土地发展权与空中权在产生时期、产生的目的、权利内容、以及权利的实施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土地用途管制促成了土地发展权的产生。土地发展权的设立有利于土地用途管制的实施,同时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合理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配合。建筑容积移转是土地发展权移转的形式之一。土地发展权与保存地役权和最佳管理方案有所不同。土地发展权在土地权利体系中具有独立的意义和地位。     

论国际法保护少数民族立法的特点

国际社会普遍重视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立法,确认少数民族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权,包括基本人权、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针对少数民族权利实现中的问题,规定对少数民族权利应当通过立法方式予以特殊保护,以实现事实上的法律平等权;确认保障少数民族实现其各项权利的具体措施;确认少数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用以指导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