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神话与文化传承中的神女形象

昆仑神话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型神话,西王母是昆仑神话体系中最重要的女神,其神异的形象、独特的精神内涵、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在文化传承中的女神形象在具备原始性、情感性、多元性的同时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     

西王母神话考辨

本文作者借助古文献和人类学材料，对西王母神话作出了新的考释。文章不同意近年出现的将西王母当作中国东部女神的学术观点．认为西王母崇拜是古代西北先民的生殖崇拜，其原型为虎崇拜；传说中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亦非自然之山，而是先民所构想的生命之山，也是后来方术之士所虚设的蓬莱仙山的前身。     

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探究

西王母由原始神话中一位半人半兽的凶神,逐步演变成一位才华横溢、气度雍容的女神和众仙领袖,而在印度佛教中原本"威猛丈夫"的观音菩萨,传入中土后逐步演变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菩萨。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有着深层的文化根源,是华夏民众贵柔心理使然的结果。     

从神话女神到道教女仙——论西王母形象的演变

从先秦到唐代,西王母信仰已随着人们崇奉她的方式而经历了多次转变,特别是六朝时期,在道教神学体系中,西王母从神话女神到道教女仙的重要转变,不仅是西王母信仰的重要发展,也是道教构建其女仙谱系的基础。唐末杜光庭《墉城集仙录》总结了六朝以来的西王母道教形象演变,对西王母信仰和道教神学体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上古至唐代西王母形象的演化——兼及王母信仰

西王母,从一位半人半兽的神灵,衍变到唐代,成了一位雍容华丽、美丽善良的半人半神的女性神灵,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西王母作为一位女神,就祭拜而言,经历了从祭拜原始传说的王母所居之处到各地为之建祠两个大阶段;就文学作品的传播而言,则经历了神话、古小说、诗赋(主要是诗)三个阶段.信仰的传播与扩展,先从西北起,渐次至中原.信仰的内容,则有长生不老、医疗治病、护佑国家、为民众消灾等,与神话时期司管灾厉、五刑残杀之气的西王母有很大的不同.随着西王母日益受到民众的喜受,那些若隐若现的男女之情的故事内容也逐渐弱化,日益呈现出庄重和整肃的面貌.唐代许多诗人的作品都可以看到西王母的影子,西王母的良好形象和唐诗独特的魅力促进西王母信仰在民间的传播,并使民间对西王母信仰,更具优雅高品味的色彩.     

大和民族“太阳崇拜”文化内涵的再诠释

文章通过对大和民族有关"太阳崇拜"的神话进行考察,从"太阳女神"、"太阳的隐匿与复出"、"天孙降临"三个方面分析了大和民族太阳崇拜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内涵,并初步探讨了其文化内涵给后世的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格萨尔》中授记神贡曼杰姆与西王母--藏汉民俗文化交流研究之一

在深入探讨贡曼杰姆和西王母的身世及其文化背景后,可以得知,贡曼杰姆和西王母是古时居住在我国西部的同一历史人物,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中不同形象的再现。从藏汉民间普遍信奉西王母这位女神的习俗中,可以窥见藏汉民族民俗文化交流历史之悠久。     

满族乌鸦民俗的“大传统”解读

满族乌鸦崇拜是一种民俗,由乌鸦民俗可以追溯到乌鸦传说,由乌鸦传说又可以追溯到乌鸦神话,由乌鸦神话又可以追溯到乌鸦仪式。由此可以说明,乌鸦民俗是满族乌鸦文化"大传统"的现代"遗留物",满族乌鸦民俗的文化之根是深深扎在满族远古仪式之中的。史前乌鸦文化"大传统"在满族神话、仪式和考古发现中有丰富的表现。满族乌鸦文化"大传统"来源于女性文化模式的作用,乌鸦是太阳女神的象征。汉族对乌鸦的厌恶是汉族男性文化模式对女性文化模式的中断。满族乌鸦仪式、神话、传说、故事和民俗的多种多样,表现了满族女性崇拜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多彩。     

西王母神话形象演变的隐喻--兼论摇钱树中的西王母图像

西王母神话形象表现于汉代摇钱树的西王母图像艺术中,其发展经历了从“司天之厉及五残”到献天之祥瑞的演变。西王母崇拜在汉代盛行的原因,一方面是神仙和长寿思想奠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是西王母被外戚利用成为篡权者寻找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西王母在民间与官方的相互推崇中,逐渐成为全能的神灵。摇钱树枝叶和树座上刻绘的西王母图像,其隐喻意义是西王母可以给民间带来祥瑞,是带给人们长生、富贵、平安、子孙延绵等福祉的全能神。汉代对死后世界的憧憬和想象,折射出汉人积极进取、乐观豁达的社会心态。     

西王母龙虎座造型源于西方考

西王母龙虎座是西南地区西王母图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型的主要特征为西王母端坐在龙虎连体神兽座上,这与中国北方发现的类似造型的其他神兽座相似,有着共同的渊源.这种两神兽胁侍一女神的图像题材在青铜时代晚期及铁器时代早期已流行于西亚的伊朗和高加索地区,稍晚时期流行于中亚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这些题材的内容及其传播的轨迹都与游牧民族密切相关;此外,西王母神兽座的造型与中国以西地区女神图像的一致性表明,这一造型可能与西方的女神崇拜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汉人至少在表现形式和神化手法上借用了西方的传统.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观音堂和明清时期大同地区的观音信仰

观音堂是大同市现存始建年代最早的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佛教寺院。从该寺院现存的明清时期的碑刻中,不仅可以了解观音崇拜在我古代的演变过程,而且也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大同地区观音信仰的普及、特点以及深入民心的原因。     

试论潮汕“双忠”崇拜民俗文化之兴起

潮汕历代各种地方志记载了唐代为国死难名将张巡、许远"双忠"居然在非亲非故非殉难之地的潮汕地区享祀的现象。历任地方官员和乡贤的立庙祭祀、民间的造神呼应、文人的歌咏唱和共同把"双忠"崇拜推向高潮,形成了一股风靡潮汕地区的"双忠"崇拜之民俗文化热。     

伏羲祭祀变迁中的文化内涵分析

作为三皇之首、人文始祖,伏羲始终被历代所祭祀。在被祭祀的历史中,仪式的文化内涵不断发生转换。各个朝代不同的社会背景、统治策略、思想观念,决定他们对伏羲祭祀的不同政策取向。伏羲不仅被看作信仰主体,更多的是被当作某种历史记忆性资源,在现实社会中被选择与再造。     

大同蛙崇拜的历史文化意蕴

借助大同地区流传的蛙崇拜故事和自然景观蛤蟆山,研究了大同蛙崇拜产生的文化环境基础,揭示出大同蛙崇拜、女性生殖崇拜的漫长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在大同历史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     

泰山神信仰的源流浅说

泰山神信仰首先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历代帝王的封禅和加封,泰山及泰山神的地位得到不断尊崇,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东汉以来道教的渗透演绎使泰山神信仰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南岳庙祭祀主神为炎帝神农氏考

史料中有关炎帝神农氏为南方之帝、南岳衡山君的记载,炎帝神农氏在南岳及周边地区的活动,南岳“僧道同居”的格局以及历代帝王对南岳圣帝祀典的重视和隆重,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南岳庙祭祀主神为炎帝神农氏。     

科举魁星崇拜源流考论

魁星神作为重要的科举神祇,产生于宋朝,科举制的盛行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文章从＂魁＂、＂奎＂二字字义发展演变入手,对这一崇拜现象的产生源流及原因进行细致梳理。通过研究可知,科举魁星崇拜完全由＂魁＂之字义与科举考试相关联这一意涵发展而来,而不与＂奎宿＂信仰相关。明清两代可见将＂魁星楼＂写作＂奎星楼＂者,二字开始混用,但＂奎宿＂信仰只于这一时期对魁星崇拜进行简单的介入与补充,而并未参与其萌芽与产生。     

生命的虔敬与疏离--土家族文学"灵物母题"的叙事解读

文章以土家族文学的"灵物母题"为对象,以叙事学方法为主要的理论方法,融合神话学和文化学方法对其进行叙事解读.作者把"灵物母题"分为有着历史延续关系的三个亚型水杉救世型、马桑受罚型、图腾隐寓型,其特征的文化本质是土家族人与灵物关于生命同质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深层对话.具体内涵为虔敬自然的主观回应;深刻理解自然的顿悟与达观;反省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强化人类生命而疏离自然生命所导致的双重生命悲剧,既是自然生命被摧残的悲剧,也是人类生命作为暂时的胜利者而正面临的无法超越的生命悲剧.     

巴蜀现存张飞祠庙考述

张飞祠庙在历史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清更是遍及全国各地。考察巴蜀幸存的张飞祠庙,其起源、演变各有特点。＂蜀所在有侯庙＂是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崇的结果,而民间对张飞的崇拜是加速其祠庙发展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