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经学圣坛的诗：明代诗经学刍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性是其最本质的属性。然而,自汉代将其尊经之始,在经学视域下,《诗经》逐渐远离诗性特质,而被赋予厚重的经学内涵,推向经学的圣坛,承载着传播经学思想的重任。诗经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明中叶新思潮和诗学理论的产生,一股《诗经》文学阐释潮流兴起,使《诗经》研究实现了由“经”向诗的本质回归,确立了明代诗经学重要的学术地位。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牧角悦子《诗经》学研究述评

日本近代之前的《诗经》研究以考证学为主,近代之后以文学、文化人类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新科学研究为主。牧角悦子教授将日本《诗经》近代之前的经学研究与近代之后的新科学研究加以融合,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基础,又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是目前日本《诗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牧角的《诗经》研究,从否定经学、重视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再到重新认识到经学与文献学的重要性,力图在经学与文学、文化人类学的平衡中综合研究《诗经》。牧角《诗经》学研究史所呈现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也与日本《诗经》学整体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日本《诗经》研究的近况。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死麕、鸱鸮和郑女的诗与真——《诗经·国风》阅读记

今人与《诗经》的时代相隔数千年,但诚如朱自清所说,时代有古今,人情不相远。《诗经》所表现的不外其时的人情世故、生活经验,包括政治及道德上的规则与潜规则。因此后人解读《诗经》,虽然有必要回顾彼时的礼教风俗习惯和社会政治情况,但不能固执所谓“美刺”观念以礼说诗,教条地把全部《诗经》一概解为道德礼教之演绎,也不能单凭训诂学孤立地说文解诗、强为之说,而必须注意《诗经》的文学特性,努力把握诗本文的上下贯通,并注意古今生活经验的相互激发。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注重“诗人道言语,皆发乎情,又不比他书”的文学特性、力求从《诗》本文寻求《诗》本义的解诗思路,将《诗经》研究从经学时代推进到文学时代,成果相当丰硕。只是具体到一些诗作的解读还有未尽未善之处。重新解读《诗经·国风》的七首诗可知：《野有死麕》叙写一个小伙赴约途中机智地解决姑娘提出的“无使尨也吠”难题,展现了乡村儿女的爱情情趣;《狡童》等五首郑诗构成一组关连诗,完整呈现了“郑女”与“狡童”的婚变连续剧;《鸱鸮》则是藏在“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明言后的政治“流言诗”,确实关系到周初的重大政治事变。     

汉学传播视域下的詹宁斯《诗经》英译研究

英国传教士詹宁斯的《诗经》译本,作为目前仅有的九种《诗经》英文全译本中出现较早的一部,在汉学传播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从《诗经》学与《诗经》翻译之间阐释与被阐释的矛盾运动关系入手,综合运用训诂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深入考察詹宁斯《诗经》全译本的产生、思想特质及其在汉学传播史上的贡献。詹宁斯向英语读者介绍东方经典著作,十分重视传达原作的＂深厚道德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詹宁斯翻译《诗经》所依据的评注本,还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经学的范畴,因而这也决定了其《诗经》译本往往无法摆脱传统经学的羁绊。     

季本《诗经》学思想研究

从对季本诗经学著作《诗说解颐》的文本解读出发,通过对他的生平及著作的研究,分析探明其诗经学思想,揭示了明代诸多解读诗经著作的基本思路。     

论清代诗经学之发展

清代诗经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时期：清初发轫期、乾嘉鼎盛期、道光转折期、晚近嬗变期。以近400年诗经学作整体考察，则应将“现代革新期”附于其后。5个时期的诗经学发展轨迹勾勒出近四百年诗经学发展之概貌，明晰了学术史中诗经学之流变。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汉代《诗经》学研究述评

汉代《诗经》学是历代《诗经》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汉代《诗经》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宏现研究是对汉代《诗经》学进行整体鸟瞰,晚清民国以来,有不少经学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对汉代经学发展的概况进行探研,凸显了汉代诗学的时代特征,但不够深入系统。微观研究可分学派研究、学人研究和其他个案研究三类:学派研究是对齐、鲁、韩、毛四家诗学的研究;学人研究是针对汉代学者如司马迁、刘向、许慎、郑玄等及其相关著作述《诗》学说的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对汉代石经、碑刻、简牍等的研究。微观研究成果丰硕,但亦未臻于至善。优秀的《诗经》学研究著作应融汇文字、文学、文献三方面考论于一体,兼顾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诸多方面,综合研究是《诗经》学发展的主流态势。     

略论先秦儒家的"诗教"理论与实践

《诗经》素被尊为“六经”之首。“以诗为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附》教传统形成与确立过程中,儒家早期代表孔子、孟子、荀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儒家的“持教”理论与实践既体现在他们高度重视《诗经》的政治伦理内涵和社会教化功能,又体现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诗经》的伦理原则和审美原则。从而对后代中国“待教”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之女性研究》的历史贡献及不足

《诗经之女性研究》作为我国出现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专门研究《诗经》中女性的作品,受到了当时“反诗序”思潮和国外新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反传统性。但由于它写作于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在对《国风》的界定上有些过激,甚至否认了传统的文学理论命题“美刺”。本文在深入解读文本的基础上,探讨了《诗经之女性研究》一书对《诗经》研究的历史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本文的完成,对《诗经之女性研究》中,对女性的研究起到一定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诗经》文献看《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文本编辑之初即伴随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与“录”的结合。至孔子以《诗》教授弟子，则综合运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诸种方法，如搜集校对(文本、音律)、论定编次、发明文义、语言雅化、理论总结等，经学的、文献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全备。根据历代《诗经》著述体式的产生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研究风尚，我们将历代《诗经》著述与研究粗略地分为三期：汉代的原生期，三国至隋唐的守成期，宋及宋后的新变期。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汝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惑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阐释学视野下的《诗经》与联句诗起源关系论

《柏梁台诗》之外,历代以《诗经》中《式微》等篇为联句诗起源的阐述也源远流长,影响甚众。此论出现在宋代经学阐释及诗话叙述中,并在后世尤其现代《诗》学与文体学研究中得到发扬。究其原由,《诗经》文本的多义性及其广阔的阐释空间与历代对联句诗体身份的差异性认知是其前提,而根深蒂固的"文本于经"的阐释前见与"尚意阐释学"传统下"以己意说诗"的历史视阈构成其背后的深层动因。     

论刘向诗经学之家法

关于刘向诗经学在齐、鲁、韩、毛诸家中属于哪一派的问题 ,历来聚讼纷纭。本文首先重新考察了汉人重家学、四家诗异同、以诗证事与引事明诗的区别等汉代诗经学的基本命题 ,澄清了若干旧观念 ;其次 ,在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刘向现存诗说的基础上 ,逐条分析刘向《诗》说的经学派别 ,发现刘向《诗》说与四家诗分别有同有异 ,刘向对四家诗说确实是兼收并蓄的。刘向诗经学归属的复杂性 ,说明了重新考察汉代经学的真面目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