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传播中的国家角色设定

国家角色设定是国家领导人对国际环境、国家战略和本国特色的集中定位,是国家政治传播的出发点。国家角色设定随着不同国家各个时期的发展需要而变化,它与对外传播或影响或偏离,始终统一于国家整体利益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传播中的角色设定历经三个阶段,这是中国应对不同国际环境时必要的战略选择,反映了不同阶段中国对外传播中的政治诉求和国际定位,折射出中国实力、国家担当以及国民心态的深刻变化,表征了国家全方位地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与博弈。     

论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

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家性质的剧烈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中间环节(乡村基层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乡村出现了衰败动荡的局面.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乡村治理和经济衰败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成功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将现代政府权力下延到乡村、直接面对农民的乡村治理结构."人民公社"虽能有效控制农民,但不能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在后来的改革中放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2004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目标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和政策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保证国家"反哺"资金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数字

3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8月6日指出，中国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降至1．8左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要低1．2～1．3，这一变化使得中国少生了3亿人。     

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发生了转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繁荣富强,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追求与使命。辛亥革命开创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新纪元,推动了中华民族认同与现代国家认同,促使国内民族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世界战略核态势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军备控制与核裁军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进展，各主要核国家开始对核力量结构及核战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国际社会对核问题关注有增无减。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取得实质性进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图掌握核军备控制与裁军的主导权，将核军控与裁军的矛头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与此同时．尽答冷战结审后西方国家加大了反核扩散的力度并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但核扩散形势仍然不容乐观。80年代末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为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取得重大进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冷战末期（…     

江南家族研究的新视野——兼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

新近推出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以＂文化世族＂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区域比较和跨学科沟通,从国家与地方之间多维互动的角度出发,系统剖析了苏州文化世族的内涵特色、家族运行和社会功能等,发掘了维持家族长期发展的家庭精神,同时在长时段的视野下研究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体现了江南家族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特色“法治民主”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走了一条“法治民主”道路。这条道路把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加强法制,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而逐步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走这样一条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人民大众需求和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是根本原因。     

当代中国青年国家认同感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因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的特点.数据结果表明: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传统媒介的使用频率对青年的国家认同感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受教育水平、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呈负相关关系;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受过高等教育、传统媒介使用频率越高的青年,对国家认同的要求更加严苛.此外,在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这3个因素中,文化因素对青年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最大.     

"妇女回家"讨论中的多元话语分析

80年代以来出现的＂妇女回家＂讨论中,学界、政府、组织乃至个体都参与进来,从各自的立场与利益出发对妇女是否应该回家这一问题进行言说,进行话语博弈。＂妇女回家＂讨论中的多元话语的博弈,表征了中国社会国家、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分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及利益表达的多元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中国复兴与世界格局变化

中国走向复兴,已经成为现代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不仅已经改写了中国近代以来“被动挨打”的国家处境,而且将会改写全球地缘政治的总体态势。中国的复兴,一方面经历了不短时间的曲折,在艰难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以后,才坚韧确定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心战略。不过一旦确立这一中心任务,中国经济总量的疾速增长,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中国的复兴在总体上是和平复兴,这是中国对现代世界史的一个贡献,这与现代世界史上复兴国家的基本情形有别。随着中国的复兴,中国的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与国际局势走向的重大问题。这需要中国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处置,也需要中国与国际社会健全互动。如此,不仅有利于中国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     

从社会性别看怒族的村寨教育

怒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边陲怒江峡谷中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民族传统教育为主的村寨教育执行着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将"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功能.同时,村寨教育在不断地制造"性别差异",它对维持两性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乡村视野中的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

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华村是中国农村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村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晋祠泉水是华村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在稻田灌溉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华村逐渐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乡村社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华村实现了农业生产由传统“依水而作”到“技术种田”方式的转变。在新农业技术实施的过程中,华村原有的社会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     

"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困境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和分析框架,考察了我国近20年来村落变迁的动力学。研究发现,近20年来,我国村落终结的主要力量并非城市化,而是行政主导下的合村并组。从行政体制与村落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合村并组不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过程,而且也会引起村落社会自下而上的应激性反应,兼具政治和治理的多重逻辑。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是导致该项工作迅猛开展的第一推动力,然而,在此过程中,其治理逻辑却被严重忽视了。研究认为,政治逻辑无疑是重要的,但治理逻辑也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和尊重。合村并组需要在多重逻辑间寻得某种平衡和良性互动。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

本文运用1986～2002年期间48个村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对村委会问责、地方财政以及国家税收的影响。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这说明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但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供应。在控制农村税改之后,选举对人均税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选举没有减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后,我们没有发现选举的竞争性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基于国家治理视野的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思考

青少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脊梁，承担着国家未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使命。城中村是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产物，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对之解决如何事关国家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研究的现状，找出城中村青少年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从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四个维度进行思考，探索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通过政府监管、社会参与、高校帮扶等措施更好地对这一群体进行教育，践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对村落文化传承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并且对农村社会文化生活的正常运行带来巨大挑战。通过深入剖析陕西关中李村的个案,发现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已经对原有的村落文化传承机制产生了重要的冲击,致使村落文化传承面临难以为继的处境。基于此,建议强化村级组织在村落文化传承方面的组织、引导功能;鼓励成立留守妇女文化组织;重视村落的文化扶贫,重建村落文化空间。     

新发展阶段我国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完善路径探析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驻村干部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在脱贫攻坚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新发展阶段,这一制度仍将继续存在,但由于工作任务的变化,这一制度也必须进行必要的完善和发展。通过对驻村第一书记的选拔机制、工作机制和考核机制进行全面的分析,指出这一制度在新发展阶段应对新任务上的主要不足,并提出了完善这一制度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