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

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贫困家庭内部或在一定的社区与阶层范围内的代际之间长期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构成贫困的恶性循环与代代相续.时部分农民的这一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我们长期缺乏认识与研究.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存在所带来的影响,无论对社会、对家庭,还是对贫困者个人都是负面性的,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     

农村嬗变过程中的农民精神贫困问题——基于湖南两县农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

贫困是我国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农村也经历着由小农经济向市场化转轨的痛苦嬗变。农村人口贫困除了物质贫困，还体现在精神贫困上，精神贫困已经成为农村人口彻底脱贫致富的障碍。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制度、组织和社会工作建设，催生健康向上的新农民精神，是新农村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关键所在。     

农民贫困的制度分析

文章认为造成农民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合理的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农民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因此研究农民的贫困现象,必须要研究不合理制度对农民利益的剥夺。文章分析了针对农民的不合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赋予农民与市民平等的权利。     

论山区农民贫困意识的脱贫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性的大变革中，山区农民如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顺应改革大潮，跟上时代步伐，这是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前提条件。而在现实中，贫困山区不但经济贫困，农民们的新意识也十分贫困。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并从中寻找解决的良策。马山县是个大石山区县，是广西28个全国重点扶贫县之一，47万人口。全县石山面积占总面积59．45％，人均耕地0．76亩。1996年农民人均收入仅920元，目前尚有17．2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经济长期贫困的原因，除了自然条件恶劣之外，山区农民政治思…     

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完善——以农民的社会权为出发点

城乡二元分割,主要是城乡居民所享受的权利悬殊.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贫困包括三个方面,其中最直观的是社会权贫困,最核心的是土地财产权贫困,最重要的是公共产品分享权贫困.促进农村土地集约使用,必须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规定,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完善农民的主体权利体系.     

纯收入后进平均法——对农民贫困的新界定

一、重新公定农民贫困是势所必需在当前改革日趋深入,经济较快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普遍热心于话小康,奔小康。与此同时,党中央和全社会也高度关注着农村贫困这一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由于国家确定的、执行多年的“老贫困线”已经滞后于中国农村早已发生并日趋深入的巨大变化,包括农村经济增长,市场放开,物价提高,农民收支内容、方式与水平改变,农户贫富差距拉大等,显然不能真实反映贫困状况,而贫困地区、贫困现象还客观存在,脱贫任务就全国而言还较艰巨,公定“老线”与地方各级政府及社会研究者对贫困的界定口径不一,     

清代河南农民粮食净收获量的估算

在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情况下,粮食净收获量是一个反映清代河南农民贫困状况的可以量化的指标。从清代河南农民粮食总收获量及粮食负担的定量分析,大致可以估算出清代河南农民的粮食净收获量,从而可以看出清代河南农民贫困的真实程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清代河南农民贫困程度定量研究的不足。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公民相比,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贫困,而且在权利享有上相对贫困。农民权利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造成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忽视和对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救济不力的社会制度根源,而且是造成农民的权利意识薄弱和农民维权组织失声的重要因素。消除农民权利贫困,使农民权利脱贫,既是农民脱贫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进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农民奔小康的起点在哪里

农民怎么奔小康,基层设计了一个路线图,起点就是消灭贫困。为什么要从消灭贫困抓起,原因就是差距拉大。只有消灭贫困,才能全面小康。大举措就是抓紧解决“三农”问题。这是重中之重。现在为什么重不起来,必须找出它的症结所在。全面小康,大部队是农民,大产业是农业,大阵地是农村。大搞“三化”,要着眼于农民富裕。立足“身边”市场,进军“天边”市场,是农民致富的必然选择。当前应把宣传普及WTO知识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不断提高农产品长期出口能力。因此,引导农民学经商、学外贸、奔小康、上“天边”,已成当务之急。     

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扶贫效应研究 — —以凉山州为例

近年来产业扶贫具有的造血功能以及对减贫的可持续性,在精准扶贫中受到极大关注。但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农村的 特点和各区际异质性,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减贫效果都不同。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阐释了 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产业更能助推农户减贫的机理,并以凉山州为例对三次产业的减贫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凉 山地区发展农业产业能够提高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对缓解贫困的作用比其他部门更加显著,并提出如何高质量发展农业 产业从而促进农户减贫的思路。     

“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模式与机制

小农户生产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补充,对贫困小农户的资源和能力禀赋要求低,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抵御疫情等自然或社会风险、稳定脱贫成效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将小农生产消费关系嵌入社会关系的巢状市场,小农户生产扶贫才能持续。在小农户生产扶贫实践中,存在着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现实困境。通过在线下对接贫困村庄与城市社区,在线上利用小农电商专用平台对接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建构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且安全可靠的巢状市场。推行“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可以保障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无障碍直接对接、有效有限筛选认同小农价值的城市消费者和扩大贫困地区小农生产规模提升流通便利性,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扶贫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难题。为此,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搭建“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的综合平台、优化运营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     

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机制的创建

目前,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返贫现象较为严重并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政府扶贫资金在使用管理上存在缺陷,扶贫开发主体多元化不够等问题.笔者分析了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研究返贫现象发生的规律,建立遏制返贫的保障机制;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能力,形成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创新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机制,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坚持政府主导扶贫开发的前提下,创新社会力量动员和农户参与机制等对策.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     

精准脱贫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新型职业农民是贫困地区脱贫奔康核心主体,是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命脉和根本,直接影响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成败。凉山州之所以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短板之一就是新型职业农民人数稀少、培育滞后。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高质量 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在资料收集、实地走访、召开相关部门座谈会等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意 义,并对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凉山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凉 山高质量精准脱贫,如期实现全州脱贫摘帽,与全国全省同步小康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农业产业发 展的核心主体“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参考。     

农户防范返贫:应该更关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

基于部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多维返贫测算方法识别返贫农户,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户防范返贫中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防范农户多维返贫的重要因素,但从返贫效应的视角看,人力资本防范返贫的影响更大,是巩固拓展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资本。(2)机制分析中,人力资本能发挥迁移效应,通过劳动力流动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而社会资本能发挥信息获取和抵押品效应,通过创业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3)人力资本降低了农户在收入、医疗、生活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社会资本则降低了收入、医疗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4)两类资本的防范返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人力资本显著降低东部和西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而社会资本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     

关于农村社区扶贫类NGO 可持续 发展机制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目前,多种因素导致我国农村贫困原因复杂化。为了配合政府职能转移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以及探索新的扶贫思路,NGO参与扶贫开始受到重视。由于资金使用较为灵活、试错成本低以及在扶贫点上动员和参与作用较明显,NGO在启蒙农民的公民意识、提供社区公共产品和将农民重新组织化方面能发挥作用。然而,我国NGO相关法律法规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扶贫类NGO也尚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探讨的课题。文章将一些致力于公共卫生防治、环境保护的NGO也纳入广义的扶贫范畴而加以分析,分别从NGO组织内部的公益宗旨、理事会治理结构、组织目标多元化、人力资源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探讨了当前农村社区扶贫类NGO的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几个问题。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设置、维度聚焦与实现路径

加强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是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遵循脱贫人口返贫问题事前治理逻辑,基于对返贫风险生发运演机理的理性揭示和科学预判,把内生脱贫动力、生计资源禀赋、外部灾害冲击和社会负面影响作为脱贫人口返贫生发的主要监测维度,且诸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基于四大维度的监测预警能力越强,则越有利于及时化解返贫风险、阻断返贫。当前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建设面临监测制度不完善、监测主体配合机械式、监测技术体系不健全、风险信息管理碎片化和监测工作考核监督不完善等不利因素,迫切需要完善风险监测制度,布控筑牢脱贫人口返贫防线;明确风险监测职责,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化监测技术体系支撑,打造返贫信息共享平台;创新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协同治理良好格局;共同推动后脱贫时代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的逐步形成、持续巩固和长效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