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明清之际士人对传教士中文著译活动的协助

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大力协助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译活动,具体表现在：第一,给传教士的中文作品进行文字润饰和修订;第二,在合作翻译过程中担任笔录;第三,把传教士传授的“天学”知识编撰成书;第四,在传教士指导下编写“天学”书籍.由于这种协助作用的存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实际上参与了“天学”的传播过程,并对其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利玛窦在内地的第一所教堂位置考

1583年，天主教传教士历尽艰难，终于获准在中国肇庆居住，至此，天主教再次在中国内地传播。仙花寺，即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建造的第一座教堂，见证了这段历史，记录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初期的全部历程和艰辛，它在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有关史料和考察，提出今天位于肇庆市区西江河畔崇禧塔旁的一座两层楼古...     

儒与耶:近代本色神学的最初探索

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基督教真理为准绳,对儒学的上帝论、人与神的关系以及祖先崇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传教士并没有打算在信仰层面上接纳儒学。尽管如此,传教士的这些看法既充分展示了基督教思想的内部张力,又为后来中国的本色神学的建设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源。     

美国的儒学之旅

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始于18世纪。19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差会”向中国派传教士,通过传教士,中国文化典籍大批输入美国。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汉语教学和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美国商人和企业家纷纷设立基金会资助中国学研究。美国的儒学研究既全面又系统,如经学史研究、经学思想研究、孔子研究、孟子研究、荀子研究、宋明理学研究、清代儒学研究等,都有成批著作出版。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洋教在台湾的传布和台湾同胞的反洋教斗争

一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中国人民称之为洋教,台湾同胞有时也称为景教。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军事上、政治上侵略中国的同时,总是利用宗教奴役中国人民。洋枪、洋炮、洋货、殖民地总督和洋教、传教士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殖民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那些主教、牧师、神甫们最先进入台湾这个地方。早在十七世纪初,伴随着荷兰、西班牙入侵台湾,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就接踵而至。前者在台湾南部,后者到台湾北部。1625年,即荷兰侵占台湾的第二年,便有传教士甘迪第斯入台湾传教,史载从1625年到1662年,荷兰殖民者前后派了三十个传教士到台湾传教。他们传教的对象,主要是台湾士著民族(通称“高山族”)。他们在士著民族中,到处“建教堂、设学校、译圣经、授十戒”,“大布福音,以牍土番。”有个数字指     

浅析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建立及其意义

1655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北京创建了天主教东堂.自此,东堂成为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并且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东堂在葡萄牙传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继续打开传教局面的一个重要媒介.     

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传教士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记述,将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介绍给西方,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中国文化观.认为传教士中国文化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传教士个人、组织、国籍及传教目的、传教活动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地理经验、宣传策略与宗教立场——试析《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对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的记载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表现了刊物创办者和撰写人对于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历史、文化和人们思想、道德的认识及评价。这份刊物对于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所作的反应和评论,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本土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认识接受和交流状况,为我们理解此阶段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洪仁玕“新政”近代元素的渊源?--从“三十年后说康梁”说起

明清之际,西学渐次东渐。由于中国统治阶层对此漠然处之,因此对于当时之中国影响不大。鸦片战争清帝国战败的事实惊醒了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西学,建议将其作为一种改造中国的手段而加以运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厥功至伟,洪仁玕作为一位基督教的虔诚信仰者,对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与西方同行相同的作用,并集中体现于其与西学有深刻渊源之著述———《资政新篇》。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译介活动及其对语言变革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在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形成了两次高潮,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新的思想观念引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本文探讨了译介活动发生时中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两次译介高潮的发展特征和对语言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碰撞、选择与融合——略论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四大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这四次政治运动中,西方传教士采取的态度不同。他们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持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文明的内在冲动和资本主义鲜明的扩张掠夺性。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展和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和融合。     

西学东渐对中日新语词创出的影响

西学传入近代中国后,急需大量表述新知识、新技术的语词。林则徐、魏源等晚清先哲及来华传教士为创出新语词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早期中文报刊与西学著作是新语词得以传播的媒介,英华词典也在新语词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通过在中国出版的西学著作获取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同时获得丰富的抽象词汇和专业术语。西学东渐及中日间的文化互动,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社会与历史,也给两国的语言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来粤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时 ,随着社会的进步 ,耶稣会士们采取的是“文化传教”策略 ,在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 ,极力融合中西文化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范礼安与天主教第三次在华传播

范礼安将耶稣会的适应思想应用于远东传教活动,对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了统筹和规划,他主要采取了组织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创办圣保禄学院、编写汉语版基督教义等措施,从而使天主教入华传教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且在客观上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