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视角,深入挖掘史学民族精神的创新之作--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评介

陈其泰教授的新著《史学与民族精神》具有转换视角 ,创辟了“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的新途径 ;深入挖掘史学中体现的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 ;对中国史学演进规律提出新看法 ,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 ;以及采用个案研究与总体认识相结合的新的研究方法 ,创立史书编撰的新体例等特点 ,是在新形势下研究史学的创新之作     

近代杨文会的佛学教育及其现代启示

杨文会被誉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晚清国势衰微,杨文会提出以佛学教育振兴佛教,拯救人心,进而振兴中国。他主张佛学人才必须具备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精神,通过兴办佛学学堂、刻印流通佛经、建立佛学研究会等教育实践培养佛学人才。杨文会的佛学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思想文化革新、人才综合素质培养、文化强国缔造、教育条件及教育方法等方面为现代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     

试论笔记的史学价值

笔记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为正史所取材;补正史之阙佚;纠正史之谬误;提供全方位的丰富史料。研究中国历史,包括进行典章名物、风俗礼制等等方面的史学研究,笔记是极重要的资料来源。     

超越与开拓：法史学创作新路径

法史学既具有史学的构架，又具有法学的内涵。所以，法史学学术著述往往是一项艰难的创作活动。就《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部法史学著作来看，它展示了作者良好的整体设计思路和科学的具体操作方法，其中的专题研究方法和考证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为这部著作的完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建设

20世纪前期 ,“新史学”理论的提出、进化史观的输入 ,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为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是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之最重要的方面。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和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 ,反映了新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在这两个重要方面的进展     

太虚大师论佛学与科学的关系

在当代欧美学术界,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潮流:即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去解读佛教,或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探测佛教精神训练的神经生理机制。近年来,欧美学术界的这种风潮,也传入到中国学术界,并成为了中国佛教研究现代化的一种方向。因此,在当代中国的佛教研究中,如何正确看待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术界的佛学科学化研究,是基于西方哲学与科学立场的,或者说是非佛教本位的。在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尤其是基于中国传统佛教的立场,去处理这种关系,是十分关键的。太虚法师是中国佛教界较早开始思考佛学与科学关系的人,而他的见解,对于今天佛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指导历史研究的实践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国初期,毛泽东通过编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籍、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范例,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进行回顾与总结,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史学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视野下的史学时空尺度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科学地把握史学研究的时空尺度,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本文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史学研究中的时间尺度和空间结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具有较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简论陈寅恪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中的地位

陈寅恪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佛学,但是,史学界却公认他是一位通家,尊其为一代史学大师。他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其原因是什么?本文试图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尢智表的佛学科学分析

佛说缘生而主无常、无我、性空。佛教传入中国后,谈空说有,异说纷呈。近代佛学复兴,科学思潮适逢其会,以科学解空则应运而生。无论在形式上、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无论是宇宙生成论,还是社会人生观,处处用自然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印证佛教义理,为佛学提供实验的证据。尢智表便是其中之翘楚。     

略论梁武帝的文化成就及其对江苏文化的影响

梁武帝是六朝时期最具文化素养的皇帝,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玄学、文学、史学、佛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对江苏区域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择其大端者主要有:推行尊儒重教政策,促使江苏文教事业发展;雅好文学,推动江苏文学繁荣;重视编史修史,促进江苏史学兴盛;倡导文化兼容,推进江苏文化多元发展.     

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论

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家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运用新的史观理解阐释历史,系统总结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规律。他们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引领并坚守爱国主义史学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发展方向。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指导历史研究的实践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国初期，毛泽东通过编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籍、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范例，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进行回顾与总结，将有助干推进我国史学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

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学”的传播及学术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中国史家以新的“科学”观念观照中国旧史,发出“中国无史论”,倡导“史学革命”,并以“科学”为标准提出建设近代“新史学”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明确了方向。     

贡献与缺憾：梁启超史学思想再审视——中国近现代史97、98级博士生与导师笔谈录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中肯而全面的,他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史学,而是努力从传统史学体系中汲取合理内核;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的局限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史学的缺憾;梁启超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体现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大势浑然一体;梁启超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其中既有唯物因素,也夹有唯心因素,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园林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本文跳出传统古典园林史的研究思路,结合当代史学研究的新观点、新动向,从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古典园林研究方法论进行了反思。笔者发现在史学地理观方面,存在以中国文化圈为单位的地域史观进行园林史研究的必要性;在园林史的结构方面,存在明代之前文献的丰富与实例的缺乏之间的反差;在史学客观性方面,存在民族主义对园林研究的影响;在古人对园林的认知方面,存在着不同于学院式认知视角的另类园林认知。     

尢智表的佛学科学分析

佛说缘生而主无常、无我、性空。佛教传入中国后，谈空说有，异说纷呈。近代佛学复兴，科学思潮适逢其会，以科学解空则应运而生。无论在形式上、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无论是宇宙生成论，还是社会人生观，处处用自然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印证佛教义理，为佛学提供实验的证据。尢智表便是其中之翘楚。     

浅论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认识,坚定了人们继续革命的信念,也显示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总结其在理论与史实结合上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开始对历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着自己的学术内涵和科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西学为阐释视角的整理国故--傅庚生批评史学研究

从具有传统意义的诗评文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立,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中西关系的问题。对此,傅庚生主张以西学为阐释视角,重整梳理中国传统的诗评文;在整理国故的同时,关注对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借鉴与融合,在接受和传播四要素理论的同时,探寻四要素理论与传统诗评文的相通之处,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建构批评史学观念。这种以西释中的视角,超越了传统考据、注疏层面的批评史研究,打破了研究者们以中证西的局限性,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构,提供了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