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都掌蛮铜鼓文化探讨

在历史上拥有巨量铜鼓的川南都掌蛮 ,既是铜鼓的使用者 ,又是铜鼓的铸造者和铜鼓文化的原创者。都掌蛮铜鼓在使用、流传过程中 ,充分发挥了伴歌节舞、媚事鬼神和夸富显贵、集众征战的社会功能 ,铜鼓是都掌蛮的神灵之物 ,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都掌蛮铜鼓文化与悬棺葬俗交融渗透、融为一体 ,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 ,更从本质上表现出铜鼓文化是都掌蛮古老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浅析贵州省民族博物馆馆藏铜鼓纹饰类型及其文化意蕴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铜鼓以精美的纹饰,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当地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宗教意识,本文通过对贵州省民族博物馆馆藏铜鼓纹饰的分析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意蕴.     

试论铜鼓文化圈

铜鼓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之一,自春秋时期铜鼓在云南由铜釜脱胎之后,于滇池地区逐渐发展成熟,继而传播到越南和川、渝、黔、桂、粤、琼等地,然后再传播至东南亚诸国.20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先后出土了大量铜鼓,这些地区基本上属于壮侗语族(侗台语族)生活的地区,铜鼓本身寄寓了丰富的稻作文化信息,在各地有着大致相同的社会文化功能,至今还不同程度存在着活态铜鼓文化.从文化圈的概念研判,上述地区可以看作是铜鼓文化圈,这一文化现象说明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自古以来便有着密切的文化与技术交流.     

越南东山铜鼓再认识与铜鼓分类新说

用国际视野对越南东山铜鼓和东山文化重新考察,可以看出,东山铜鼓以其强烈的地域特色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作为铜鼓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参与铜鼓分类是无可置疑的.     

老挝克木族铜鼓考察

克木族主要居住在老挝北部,是现今仍在"使用铜鼓的民族"。国内外学术界对老挝铜鼓情况了解甚少,通过对老挝馆藏铜鼓和克木族铜鼓文化的考察发现,老挝博物馆收藏有较多数量的铜鼓,这些铜鼓大多数为黑格尔Ⅲ型鼓,即中国学者所称的"西盟鼓"。老挝克木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村社文化保持着封闭性、凝固性、稳定性的特征,尽管老挝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铜鼓文化在克木族聚居区仍保存较好。目前,铜鼓仍被广泛地用于求雨、占卜星象、祈求丰收、祈福等各种仪式。     

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看铜鼓的厌胜功能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着铜鼓的传说。在一些铜鼓传说中,铜鼓能够威伏毒蛇猛兽并战败作为旱涝之灾等自然力化身的各种妖魔。据此,本人认为,在古代社会,铜鼓除具有以往学者们所认为的各种功用外,还可能曾被作为镇物运用于厌胜仪式,以禳除各种自然灾害。     

壮族民间铜鼓铸造技术考察与研究

历史上,中国南方民族的铜鼓铸造曾有过辉煌的成就,灿烂的铜鼓文化从二千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唐宋元明时期.但是,由于铜鼓的铸造技术"秘不外传"或"传男不传女".到清代后己经失传.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壮族韦氏兄弟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反复试验.成功地铸造出形神兼备、音质俱佳且受壮、瑶民族认可的麻江型铜鼓,使得这一失传多年的铜鼓铸造技术得以恢复与弘扬,铜鼓文化也得到传承与发展.     

广西各类型铜鼓的分布与铜锡铅矿点之间的关系——兼论广西古代铜鼓矿料来源和铸造地问题

广西的铜鼓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算起已经30多年,但是在万家坝等8型铜鼓中,比较明确矿料来源的只有北流型和灵山型,铸造地问题也是一直悬而未决.通过比对广西各类型铜鼓和铜、锡、铅矿点的分布范围,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存在高度对应:铜、锡、铅矿点的分布是影响铜鼓分布的重要因素,矿点开发的程度和年代早晚也间接影响到铜鼓类型的兴衰发展.这样的分布规律暗示着铜鼓应是在古人有目的地选择靠近矿点的地理位置后,就地或就近取材铸造.铜鼓从云南传入广西后,在广西被“本土化”,骆越、西瓯、僚、乌浒、俚等先民利用广西丰富的矿产资源,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铜鼓文化.     

多元一体维度下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的文化解读

以滇池盆地为中心的古滇国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石寨山型铜鼓及其纹饰为图像文本,将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纳入中国早期青铜文化发展演变序列中进行解读。石寨山型铜鼓的定名源于1980年在南宁召开的"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会上确立了铜鼓的"八分法"。石寨山型铜鼓在八大类型中独树一帜,纹饰特点鲜明,主要有翔鹭纹、羽人纹、牛纹、鹿纹、同心圆纹、锯齿纹等。在对纹饰元素的整合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在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维度下,探讨石寨山型铜鼓纹饰形成的动力及其在由祀入礼、神权构建中的功用及意义。     

仪式展演与实践记忆——以一个布依族村寨的"送宁"仪式为例

铜鼓是布依族的神器礼器.布依族送、迎铜鼓的"送宁"仪式,在具体实践展演过程中,产生重大的社会一文化作用:一方面使民族文化在实践记忆中得以唤醒重现和传播继承,另一方面增强了族群的社会记忆和自我认同.实践记忆的情境性和在场性特点,在民族文化的保存再现和传承播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铜鼓研究一世纪

20世纪是铜鼓研究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和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值得很好地回顾和总结。本文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和日本、越南、中国学者研究铜鼓的历程作了简略的回顾,认为这一世纪铜鼓研究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段,前半个世纪的主力仍在西方,在旧的研究课题上徘徊,进展缓慢;后半个世纪的主力转入东方,掌握在本土学者手中,解决旧课题,开拓新领域,突飞猛进,中国和越南是最活跃的国家,中国的研究水平已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20世纪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铜鼓的起源、分类、族属、用途等传统课题的逐步解决,对铜鼓的合金成分、金属材质、矿料来源、铸造工艺、音乐性能等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并取得突破。面向新的世纪,强调继续搜集散处各地的铜鼓,对现存铜鼓作“二度”发掘;重视考古发掘、民族调查,特别强调本土学者和本民族学者的积极参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盟和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未来的世纪必将是铜鼓研究获得更大成就的世纪。     

西南民间铜鼓纹饰艺术探析

铜鼓装饰纹样及铜鼓造型伴随着铜鼓的发生而发展.它是实用与审美的结合,技术与艺术的结合,造型与装饰的高度统一,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民族习俗、图腾崇拜、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真实写照,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先民文化艺术形态和思想意识的具象或抽象的再现.     

左江花山岩画铜鼓考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依然有未解的千年之谜。经对左江花山岩画中铜鼓的族属、类型、传承发展、文化功能等进行多角度考证,确认左江花山岩画所绘铜鼓为骆越人所有,其类型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和东山型早期铜鼓;岩画中的铜鼓不仅是部族首领权力的象征,还是通天礼神、汇聚人心、指挥军阵、人神共娱的重要礼器、响器及乐器;东汉马援缴骆越铜鼓后,左江流域骆越后裔仍有用鼓、尚鼓的习俗,这是对左江花山岩画铜鼓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与此同时,骆越人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亦为铜鼓在这一地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铜鼓是东盟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

铜鼓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与之相邻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铜鼓是这些国家和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与融合形成的共同文化载体.     

纹饰层累与多元一体：文化共生视域下广西铜鼓文化中的“三交”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实践系列之三

铜鼓文化是红水河流域各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传统文化，其发展和演化体现出多民族文化的共生性，这种共生关系丰富了铜鼓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依托广西河池国家级铜鼓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铜鼓文化融入到经济发展当中，有效促进文创产业发展。广西铜鼓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促进了各民族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构筑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助推了各民族互嵌式发展，增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     

铜鼓这壮观的乐器

铜鼓属古代青铜文化，是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国之重器”，学术界有“中原地区以鼎为尊，南方则以铜鼓为贵”之称。铜鼓从专作炊具的铜釜演变成敲击发声的铜鼓起，就奠定了其乐器属性。人们用击鼓传递消息，聚集族人抵御外来入侵，击鼓祭祀祖先，驱妖降魔等，虽然功能不同，但乐器的属性始终不变。     

铜鼎与铜鼓的社会文化功能比较--兼议技术传播、发展中的文化多样性

我国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典型文物铜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少数民族地区青铜时代的艺术瑰宝--铜鼓,二者都是由新石器时代陶釜演变而成.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各自异彩纷呈,类型繁多.由于它们所处的时空不同,社会文化功能也不尽相同,前者在失去了作为权力象征的功能之后便成了历史文物,后者由于兼有乐器的功能,在失去作为权力象征的功能之后,回到了民众之中.至今铜鼓之声仍然回荡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国家很多民族的村寨里,铜鼓文化依然是活着的文化.从铜鼎和铜鼓社会文化功能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技术传播、发展中的文化的多样性.     

河池传世铜鼓的“神器”功能

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及其他民族将铜鼓奉为“神器”。人们笃信铜鼓是神赐 之物，具有神奇的本领，是酬神驱鬼、祛灾纳吉的神圣之器，因而总是在最隆重的祭祀活动中 使用，将它视为镇寨之重器、传家之至宝而代代珍藏。     

广西宜州发现的铜鼓、画马崖画与古代马市、驿铺关系初探

宜州近年发现的两面石寨山型铜鼓和画马崖岩画 ,同属一个地点。这一发现 ,为了解历史上宜州一带的壮族先民与滇越民族的关系 ,揭示宋代“宜州买马”的交易场所和明代“怀远驿铺”的历史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