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项目化的资源配置和供给是当前基层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通过实践考察发现,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存在项目竞争与政绩工程、项目导向与政府错位、项目逐利与执行变通、项目实施的基层矛盾与精英俘获等多重困境。而困境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乡村振兴项目有限性与需求广泛性的张力、项目分配中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不足、科层制与项目制的双重规制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做好项目整体规划与分配、提高项目利益协调能力、强化项目监督、优化科层制与项目制的关系是破解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困境的有效路径。     

政策脱节中的政府行为机制——基于深度贫困县L产业扶贫过程的案例分析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围绕连片特困区L县的产业扶贫政策执行过程,旨在探讨县域内产业政策执行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县域产业扶贫既是回应县域产业转型的客观行动,也是顺应地方考核的政绩冲动,由此造成“脱节”现象。(2)政策执行中,县委县政府试图运用“超常规施压”和“超常规问责”的双重压力机制推动政策实施;而乡党委、政府以及县直部门则在双重压力机制下陷入三重困境,并引发策略性应对机制;乡政府为了走出困境将扶贫压力向村两委传导,引发村两委干部的选择性阐释机制。(3)政策执行中的多重行为差异根源于政策本身的缺陷、政策执行者的风险规避和自有余地以及行政体系运作特征与乡土社会运作模式的不适应。     

智能花生和葵瓜子剥壳机

复杂性现实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多政策目标的组合治理正在成为基层政府激发执行创新、平衡效率与风险的真实施政状态。以西南N省S县的精准扶贫经验为例,考察了该县“环保嵌入扶贫”的双元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环保嵌入扶贫”塑造了实体嵌入和形式嵌入两种形态。县级政府通过重塑县级指挥部机制和第一书记驻村的组织基础、环保导向下扶贫资金统筹与分配的政策基础和创新产业转型模式的产业基础,奠定了实体嵌入的制度结构;通过政策目标组合中的注意力分配、组合模糊的责任清晰化运作以及任务迎检中软硬指标的灵活管理,形塑了形式嵌入的科层逻辑。     

“项目进村”对村庄治理机制的重构

“项目进村”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理论,结合安徽省YQ乡的案例分析,解读“项目进村”何以成功,并分析生产型治理对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研究发现：生产型治理通过发挥科层机制与合约机制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项目的交易成本,实现“项目进村”;当合约机制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就会引致对科层机制的替代,但是当交易的非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选择科层机制。科层机制是村庄“有项目”的基础,而合约机制的嵌入能够避免科层机制治理目标的异化,使得进村项目“得以落地”;合约机制是项目内生性嵌入村庄的过程,而通过与科层机制间的协同,能够避免合约机制治理能力的弱化,使得落地项目“得以持续”;通过生产型治理,可以从治理主体、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打通乡村治理的关键痛点,为“项目进村”打下坚实的治理基础。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的困境、原因、优化路径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虽然有效消解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失灵，但是在现实中面临着制度性和管理性的双重困境。在制度性运行方面，“项目制”导致了“一刀切”式服务供给、项目稳定性弱、“弱合作”社区嵌入、社区公共服务发展之间“马太效应”等现象的发生；在管理运行方面，“项目制”暴露出志愿组织项目开发能力不足、项目管理机制低效、项目绩效评估僵滞、项目推广效应弱等缺点。项目供给不足与社区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项目分配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偏离、项目监督弱化、科层治理与项目治理双重逻辑影响下的政府寻租，是导致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遇到双重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要从强化群众满意价值导向、增强政府部门全过程统筹、搭建项目嵌入社区工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积极促成资源整合五条路径来优化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制”运行。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以黔北A村为个案

驻村第一书记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显著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论文基于驻村第一书记嵌入黔北A村乡村振兴的个案，分析A村由脱贫转向振兴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驻村第一书记从政策宣讲和重视教育、评选先锋模范激励村民、挖掘乡村红色资源、发展种养殖业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实践助推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他们处在“结构洞”的位置，拥有资源优势、对党的政策的宣传落实和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功能，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从而带动村民发展致富。但是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也要注意扮演好“帮扶者”的角色，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引导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及配合，在嵌入资源对乡村振兴的同时还要注重村民主体性的培养，并且要为乡村建强基层组织，从而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政策落地：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现实因素

自治基本单元的有效性决定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以“政策落地”为现实因素探索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要考虑“政策距离”和“政策参与”两个变量。政策距离农民越近,政策参与性越高,越有利于政策进村入户,也越有利于形成自治的基本单元。将自治的基本单元放在真正的政策落地之“地”,便于自治的有效开展,也便于政策落地运行。     

项目进村、集体债务与新时期的农民负担——基于赣北D村的个案分析

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国家以“项目制”等方式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促进了农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这种旨在惠民的工程,却因项目资金配套性转移支付的运作模式而产生农村集体债务,进而转嫁给村民,成为新时期农民负担的主要来源。项目进村及所引发的意外后果,对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和环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项目进村”实践效果差异性的乡土逻辑

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旨在用程序化的资金分配及使用方式解决公共服务问题,但在自上而下不同层级的不同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中,项目制的初衷发生扭曲,从而使得项目在基层实践出现较大的效果差异,文章通过对于项目制在基层运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项目争取与闪躲、项目落地与实施、项目实效发挥与维护的分析,认为基层组织困境是导致“项目进村”实践效果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而带来农民被排除在项目运作过程之外、需求无法表达,资源下乡滋生分利秩序,项目实效难以持续发挥等问题。     

当代中国道德运作机制研究

道德社会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社会的道德运作机制。对当代中国道德运作机制的研究,有利于理解和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以德治国”的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道德运作机制是一个包括道德引导机制、道德监督机制、道德教育机制等的复杂系统。道德引导机制又包括社会舆论引导、风俗习惯引导、良心形成等内容;道德监督机制包括党政监督、民主党派与社会团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新闻舆论、大众传媒的监督;道德教育机制包括社会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家庭道德教育和自我教育机制等。     

项目进村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困境与出路

资源下沉是国家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项目进村是主要的实现路径。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既是项目进村的目标,也是衡量项目进村运行效果的标尺。通过W村的深度田野调查发现,国家和地方合作通过专项项目资源进村扶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项目引进创富、项目运行共同参与和项目成果共享三种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机制。同时,项目进村运作实践中,由于项目“配套转嫁”、项目悬浮和规划滞后等导致村集体负债风险、村干部信任危机和村庄高质量发展乏力等问题。加强项目进村的机制创新,即赋责、赋权、赋能三个方面的机制建设是扎实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当代中国道德运作机制研究

道德社会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社会的道德运作机制。对当代中国道德运作机制的研究，有利于理解和实践江泽民同志关于“以德治国”的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道德运作机制是一个包括道德引导机制、道德监督机制、道德教育机制等的复杂系统。道德引导机制又包括社会舆论引导、风俗习惯引导、良心形成等内容；道德监督机制包括党政监督、民主党派与社会团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新闻舆论、大众传媒的监督；道德教育机制包括社会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家庭道德教育和自我教育机制等。     

农村公共品的“赋能型供给”：价值内涵、逻辑机理与运作机制——以开镇小微项目的创新实践为例

农民动员缺位和参与性不足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制约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项目制供给中的政府包揽代建模式内含着行政替代组织的实践逻辑，会由于基层村社组织的失语和脱嵌陷入动员困境，引发项目进村实践梗阻。“赋能型供给”的基层创新实践是对政府包揽代建模式的优化，实现了从“替代组织”到“赋能组织”的逻辑演变。地方政府能够在项目分类基础上，优化项目进村的建管制度，将小微项目下放到村社内部，由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进行自主治理。“赋能型供给”是政府以村庄对项目的依赖性为基础，通过适度放权和有节制的行政干预，从资源、权力和规则三个层面，以属地化包干、约束型自主和制度化参与实践机制为基层村社组织进行综合赋能，使其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结中介和动员载体。通过重塑国家—基层村社组织—农民的互动结构，形成一个可以深入农村社会进行强动员的基层组织体系，有效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赋能型供给”创新实践为项目制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     

县域扶贫项目制的“耗散”过程及其逻辑

扶贫项目制是我国扶贫开发中采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脱贫攻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项目制在运行中产生的损耗影响预期目标实现,学者发现利益冲突、微腐败、利益共谋、贫困户参与不足等原因造成了项目制的非制度性损耗。但从县域调查来看,项目制下扶贫资源在论证、申报、立项、实施、验收、监管过程中存在制度性耗散与非制度性耗散两种现象。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扶贫项目流程繁杂造成的时间耗费、扶贫项目跑动与论证过程的资金消耗、扶贫项目实施的机构增设与监督成本耗费;非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项目虚报与重数量轻质量、项目施工中的工程外包与阻工闹工、项目验收中的资金挪用和监管缺失等。扶贫项目耗散现象产生主要是在“项目治县”的县域发展逻辑、项目争取的县乡（镇）村竞争逻辑与项目实施中的政绩至上逻辑、项目效益的社会动员逻辑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     

“新经营村庄”: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项目经营的治理逻辑

与以往所研究的“经营村庄”不同,“新经营村庄”以项目治理为导向,运用“经营”的行为逻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央逐步加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进程是项目进村的制度背景,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运作构成“新经营村庄”的体制性内涵。通过对村级组织经营行为的考察,从项目开源、优化配置、资源援引、产业提升的经营路径剖析“新经营村庄”的“新”经营和实践样态。研究发现,“新经营村庄”是一种以项目为要素并耦合村庄公共利益的经营行为。村级组织通过引入项目资源并以村庄公共利益诉求为导向的“项目-治理”的治理逻辑,能够再生产出村庄治理效能、产业发展、公共利益,从而实现村级治理组织化、产业发展持续化、公共利益取向化。     

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形态、运作机理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项具有鲜明实践属性的理论命题,基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场域,因而立足于基层治理的实践向度对其实践形态及运作机理展开探讨十分必要。基于湖北省“共同缔造”活动的案例分析发现,“共同缔造”所坚持的“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五共机制”,实质是一种基于群众主体地位进行协商、决策、执行、管理、监督的过程,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与参与实践落到实处,呈现出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共同缔造”活动的案例分析表明,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作机理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坚持群众主体为价值理念,坚持民生关切为目标指引,坚持城乡社区为实践场域以及坚持群众自治为程序制度。“五共机制”的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运作,在治理效能上实现了民主与民生的相辅相成、一体建设以及民主与治理的有机结合、功能互动。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高位推动下的政策执行过程分析——基于广东S市C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

高位推动作为当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执行特点。已有研究者发现高位推动会导致形式主义、象征性执行、"政策空传"、碎片化和治理能力不足、难以实现部门联动等问题。但政策执行过程中高位推动以何种方式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其运行机制是怎样的?以C城中村综合整治中的网格化管理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高位推动下政策执行的启动、责任划分、运行机制、监督考核机制,还原高位推动下社区管理改革的全过程,并探索如何规避实践中的负面效果,发挥高位推动的积极作用。     

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农村社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选取正确的发展模式对当前农村社会正经历的变迁及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借鉴斯密框架,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两大类,通过对我国典型农村发展模式分析,提出“政策、贸易可达性、资本、乡村精英”等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内生整合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理想选择。但当前农村的发展缺乏直接进行内生整合的条件及能力,分析认为,我国大多数农村的发展需要在政府、市场的共同作用下,进行“政策、资本、贸易可达性”的外部嵌入,并在乡村精英的主导下进行整合。为保证农村发展模式的顺利实施,研究分别从土地、农民权益、村民自治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措施及政策保障,为我国农村发展提供模式选择及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