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分析

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尤为必要,特别在社会深刻转型和充满风险的当下中国.本文以"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为分析框架,从"社会舆论引导"、"政府管理"、"危机事件"三个基本角度,阐述"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媒体建立危机应对机制.是对流言、谣言传播的有效预防、纠正和瓦解,是对政府信息行为的一种敦促和回应."突发性"体现了危机爆发的不确定性与集中性,要求媒体既要有预防危机继续连锁反应的应对策略,又要建立机动弹性的应对机制.     

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的动态平衡

传媒具有情况沟通和意见联系的功能。一个社会的传媒功能发挥如何,直接关系到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群体内部的传播与交流。而检测传媒功能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的动态平衡。传媒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受控于国家,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传声筒;另一方面,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以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的方式控制着社会,控制着民众,媒体时常都处于"双刃剑"的考验之下。一个称职的媒体必须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构筑一个畅通的信息交流平台。     

论智能舆论场

无论是反映论舆论观还是媒介主义舆论观都有内在的冲突性和不适性,难以对复杂的舆论传播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智能技术宏观上从场边界消解维度和场边界再融合维度重塑舆论场边界,微观上从智能功能延伸维度和智能功能性联结维度重塑舆论形态。为了规范智能舆论场,必须用法律保障各种智能舆论主体平等的传播地位;既要加强主流媒体传播力建设,又要加强自媒体传播力建设,不断提升舆论质量;加强智能技术伦理与法规建设。     

政府审计如何协调与媒体监督的关系——以救灾资金管理为例

政府审计是审计机关依法对相关单位的财务收支等进行监督。媒体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监督。两种监督方式均以寻求“公正”为价值目标,在抗震救灾资金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但两种监督方式也可能产生冲突。媒体监督由于其自身特点,如新闻自由性等对审计独立具有天然侵犯性。此外,对于经济事项的判断,政府审计与媒体监督可能会产生分歧。对救灾资金的管理,政府审计协调与媒体监督关系的途径有：尊重新闻自由与审计独立性;重视媒体对审计机关的监督权力;借助媒体减少审计工作中的阻力;审计机关应正确引导舆论、重视民意并及时处理举报线索,对可能出现的舆论危机做好预案等。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抗击SARS行为的法律分析与思考

抗击SARS的胜利是践行"三个代表"的壮举.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意义重大.通过抗击SARS的胜利,应对以下重大关系进行深入的法理分析与反思正当性与合法性、权利与权力、国家与社会、国内与国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其结论是(1)必须把危机管理纳入法制轨道,保证政府各项措施的合法性,用合法性整合正当性;(2)政府权力应当保障并服务于公民权利,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与归宿;(3)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两种积极性,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4)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并善于利用国际法,避免不必要的损失;(5)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互相影响和渗透的,同等重视和利用它们进行社会管理,须臾不可或缺.     

公共权力异化的伦理规约

政府要完成自身的使命,进行公共管理和政治统治,必须掌握和运用一定的权力.政府手中的权力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公共权力.权力的公共性是政府权力的根本属性,是对政府应然状态的确认,然而在实然层面上,却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异化",其根源在于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从伦理学角度讲,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对公共权力进行伦理规约,这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公共性与伦理"普遍物"是相通的.     

国家治理体系视野下政府三个维度的关系问题研究

在国家治理体系视野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这三个关系问题至关重要,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被"利益霸权"扭曲的问题,解构利益霸权是建立规范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制定听证制度从听证程序上制衡政府自由裁量权,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为解决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被扭曲的问题,必须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要服从和服务于公民社会,营造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环境。为适应政府从包揽公共服务的管理模式朝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的转变,必须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新型关系,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方式发生重大改变。     

"学习强国"融媒体平台的功能优化与价值重构

目前,"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机构优化、集成创新、跨界融合等方面虽有一些成功经验及创新性做法,但仍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去解决.文章立足"学习强国"融媒体平台的价值构建,从多层面进行思考.在功能优化与价值重构上,文章认为既要构建圈层,又要重构场景;既要技术驱动,又要创新话语;既要动态管理,又要有机制和政策保障,从而多维度、多角度联动构建,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服务型政府:“主体间”互动的分析视角

"服务型政府"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流话语,它是公众、学者、传媒与政府等多元社会主体间互动的结果.首先,它是公众与政府,即行政价值主体与行政管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其次,它是学者与政府,即学术研究主体与行政实践主体之间的互动;最后,它是媒体与政府,即大众传媒主体与舆论回应主体之间的互动.     

合作治理视野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关系的断裂与重构——基于长沙市天心区的实证调查

合作治理的本质是民间社会力量与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多元主体供给已成为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供给主体平等合作的关系是确保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有效展开的前提和重要保障.由于中国传统的体制惯性和官本位意识等因素,政府对社会组织在人、财、物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重构多元主体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既要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又要引导社区层面的积极参与,以形成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整体合力.     

浅议食品安全事件中和谐舆论的构建

和谐舆论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舆论监督是媒体的基本权力之一,同时,构建和谐舆论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近年来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构建“公共领域”,从而引导舆论。食品安全事件中,和谐舆论的构建需要媒体、政府、商家与公众共同努力。     

新闻体制的变革与政治传播的调适

政治传播是政府发布公共信息、传播意识形态和引导公共舆论的重要手段。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媒体被简单地当作“工具”和“喉舌”,新闻事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宣传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主体性得到承认,媒体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面对新闻体制出现的重大变化,政府的政治传播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缩小媒体行政管理的范围,主动公开公众需要的政务信息,习惯在舆论随机监督下行政,并为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打开制度性渠道。政府只有转变了政治传播的思路,才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营造出一个健康、有序、和谐的舆论环境。     

略论政府与人权的关系

阐述政府与人权的现代含义 ,进而论证二者的关系 :人权先于政府而存在 ;政府是或应是人权保障的工具和手段 ,人权是或应是政府权力运行的最终目的。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与人权的关系又具体表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基于权力的扩张性和权利的易受侵害性 ,实现人权则对政府实施权力控制     

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困境分析:一个产权视角

政府投资项目,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直接配置社会公共资源、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重要方式.虽然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基本程序看,我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项目管理模式没有太大区别,但在项目立项、审批、实施、监督等环节还存在一系列明显的监管困境,这种监管困境源于政府投资项目的公共性而导致的天然"产权残缺",特别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下,必然使得各种监管问题持续存在.因此,要解决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问题,除了要进行监管制度创新外,还必须改革目前官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宏观与微观:文学批评中完整的政治体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始终坚持政治优先的品格。从宏观政治立场来看,文学批评要有助于塑造共同体意识,既需要发挥文学批评的倾向性和批判性,又需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批评立场;从微观政治的视角来看,文学批评就是要发掘隐藏的权力关系以及被压抑的体验。文学批评的"宏观"立场与"微观"视角是"同构关系"。文学批评只有具有共性的感知,才能引起社会关注;只有具有个人化的政治体验,才能产生情感认可。文学批评描述完整的政治体验,既要从宏观政治的理想出发,又要注重个体的微观政治诉求。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伦理困境与秩序重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隐藏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过程中的种种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引发网络正义与网民隐私、网络自由与网络秩序、新闻真实与商业利益、负面信息与媒体责任、法律原则与网民道德观五大伦理困境。针对网络舆情过程中的伦理冲突,政府应建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新的网络伦理价值体系;媒体应坚持新闻真实原则,确保网络舆论引导的正确性;公众既要增强网络社会的人格自觉,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的网络道德素质,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网络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和谐与善治

从我国的长期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将从国家主导型向国家与社会合作型转变.在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互动中,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社会让渡,社会权力逐渐扩大,社会的自治能力得到增强.在合作主义模式下,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文章就政府与社会如何实现良性互动,达到善治,最终构建和谐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控制权力:一个功利主义视角——县政"权力清单"辨析

目前我国县级政府推行"权力清单"的目的是要控制和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力,目标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多样性变化而控制和约束权力的越界和不当行为,从而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权力清单"的规范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权、政府职能转变、治理法治化等问题。然而,控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不仅涉及权力的结构性问题,更涉及权力的本质规定问题。县政"权力清单"的出台是在不触动基本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做出的,也就是说,"权力清单"只是政府功能性权力的范围和职责的调整。规范县政权力必须在基本政治框架内和权力结构上做出制度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调适,不然,"权力清单制度"的推展不可能达到控制和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目标,只能是政府"自己规范自己权力"的单方面举措而已。     

公共突发事件中媒体舆情作用分析

媒体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舆情作用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为加强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舆情引导作用，有力配合政府化解危机，政府和媒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分析政府和媒体的关系，探讨如何有效解决突发事件中媒体和政府间的互动，最终实现新闻传播与舆论引导的有机统一。     

珍珠港:解释、争论及其背后

近年美国史学界围绕珍珠港事件和战前罗斯福政府对外政策进行解说、争论逐渐形成了三个流派:正统派、修正派、现实派,他们的基本观点都是为美国战后对外政策服务,而并非要想揭示历史的真实。修正派说想要参战的罗斯福迫于反对参战的"公众舆论"只得搞"阴谋",以太平洋舰队为诱饵,让日本先放第一枪;正统派说公众的"孤立情绪"捆住了罗斯福政府的手脚。两派论述问题的大前提其实是相同而又错误的,对外政策不是由"公众舆论"决定的;由统治上层的"舆论"诱导而有的"公众舆论",从根本上说有助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推行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