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扶贫文化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扶贫文化是对扶贫工作最完整最本质的概括 ,它确定了扶贫实践的科学价值 ,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 ,对扶贫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精准扶贫视阈下农村文化扶贫体系构建与路径优化——基于T镇的案例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扶贫由粗放式转向精准式,文化扶贫也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扶贫方式的强化与升级。通过对湖北省T镇的案例分析,对现阶段我国文化扶贫实践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扶贫实际效益较低,基层实践与国家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对象的精准识别,服务供给没有针对性;农村公共文化资源没有实现精准帮扶,资源配置逻辑离散化,文化扶贫功能负荷较小;文化服务供给缺乏有效的内外监督与考核机制,治理能力弱化,忽视文化扶贫的效益评价。优化文化扶贫路径,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服务项目,实现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和水平。     

文化治理视阈下教育扶贫的逻辑与路径

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实践与理论领域关注。反思当前教育扶贫实践与研究,呈现出"强"政策依赖性、"窄"教育扶贫内容、"工具化"教育扶贫目标等现状,以致于过分关注"扶教育之贫",而忽视了"依靠教育扶贫"的整体目标实现。文化作为教育的上位概念,是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教育扶贫工作必须关注文化的存在,且教育作为文化核心承载要素,文化治理逻辑符合教育扶贫要义,能够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可通过对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的治理,从观念、能力、行动方面,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使得贫困群体实现"要我脱贫"—"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会脱贫"的转变,这既是对扶贫过程的关注,也是对扶贫效果的重视,最终通过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以文促建等路径,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促进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的双赢局面。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教育扶贫的基层实践创新———海南省及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调查

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 教育扶贫从理念、政策到实施,需要通过实践创新进行实践转化,而实践转化的程度体现政策设计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海南省是较早开展教育扶贫的地区之一,先后实施了教育扶贫移民、职教扶贫等反响较大的项目。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海南省以“全上学、全资助、上好学、促成长冶作为教育扶贫的目标,制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体系。 文章基于实地调研,概括海南省教育精准扶贫思路及省级层面政策设计,并用琼中县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经验来证明,基层的实践创新可以将省级教育扶贫理念和政策设计变为现实。 海南省、县两级政府加大投入、利用教育系统人力资源优势,在教育保障、教育资助、贫困和留守儿童关爱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文化扶贫到文化精准扶贫:近三十年来我国文化扶贫研究述评

我国关于文化扶贫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一般性文化扶贫的研究到对文化精准扶贫的研究的过程。文章对学界关于文化扶贫及文化精准扶贫的研究状况及主要观点从内涵、意义及对策方面进行了梳理, 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应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精准扶贫研究现状综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从顶层设计维度对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战略规划。精准扶贫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构建与完善我国扶贫治理体系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当前,我国学界对精准扶贫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其内涵特征、实施困境、问题成因、对策路径、经验启示等方面。这些研究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石。在未来的研究中,学界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在精准扶贫的价值定位、内涵指向、视角转换、系统优化、基层治理等方面。只有不断推动精准扶贫的理论创新,才能深入推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探究

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本文认真梳理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发展脉络、主要内容、实践成效和国际影响。研究发现,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源自习近平早年的扶贫理念和实践,其内涵可以高度概括为“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包含真情扶贫、组织扶贫、发展扶贫和自立扶贫四种扶贫理念。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已然指导中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对在探索中前进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国内外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述评

国外对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在贫困定义上，已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底层阶级、社会排斥；在贫困成因上，形成了包括个人主义、贫困文化、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多种理论解释。比较而言，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开端阶段，基本上局限于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特征、形成原因和解困对策问题的探讨。国内新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缺陷，并表现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形成与发展时期、深化与拓展时期和创新时期。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路线、中心任务及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采取发挥制度优势、强化以人为本、扩大治贫视野、适时调整贫困标准与贫困治理目标、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综合减贫等多种经验做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后脱贫时代,应更多地关注精神贫困问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重视多维贫困问题、防止脱贫后返贫问题,以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贫困问题。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旅游扶贫的作用机理及减贫效应探析

旅游对扶贫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旅游打破贫困地区生态文化资源丰富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两难悖论,给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带来收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和岗位,带去消费,提高当地人口素质,突破贫困、人口、资源恶性循环等方面。旅游扶贫的减贫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减贫效应、社会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和文化减贫效应等。     

广西高师院校开展顶岗支教实习的思考

教育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根本。高师院校开展顶岗支教实习,既是一种创新的教育实习模式,也是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均衡发展,提高贫困地区教师队伍素质的有效支援方式。本文就广西高师院校开展顶岗支教实习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效性提出见解。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贫困的消除

社会排斥描述的是一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诸多社会现象.我国目前农村贫困现象非常严重,多年来政府一直是消除农村贫困的惟一主体.由于非政府组织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身处国家体制外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对于缓解和消灭农村贫困现象,提高农村贫困救助的效率,实现农村贫困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中国农村反返贫困问题研究

返贫困问题是农村反贫困开发实践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反返贫困已经成为新阶段反贫困的重要内容。返贫困问题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比较复杂的问题。返贫困问题虽然不是反贫困开发实践的主流,但其出现并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其自身的意义。反返贫困既要从返贫困结果上反返贫困,又要从返贫困源头上反返贫困,实现反返贫困从治标到治本的根本性转变。